1．不捕不诉案件的基本情况先来看高检院公布的全国检察机关2021年不捕不诉的情况。

2021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不捕率为30．6％，同比增加7．8个百分点，不起诉率15．5％，同比增加2．4个百分点，诉前羁押率为44．2％，同比下降3．3个百分点。

数据的背后，是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功效的逐步显现。

整体看，不捕不诉率虽然有所提升，但提升缓慢，30．6％的不捕率远远低于其他国家，15．5％的不诉率，提升空间更大。

我们看，不诉率只提升了2．4个百分点，不及不捕率提升的三分之一。

原因主要在于，不捕之后，只要起诉到法院，判了实刑，还是可以收监的，但是如果不诉了，万一案子出现其他情况，比如犯罪嫌疑人犯新罪等，就面临错误不起诉的困境，如果不是特别明显的、可以不起诉的案子，检察官的一般原则是，能诉的就诉。

2．

适用不捕不诉慎押的案件范围最高检苗生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从政策定位和案件特点出发，实践中以下几类案件应成为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点：

一是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刑案件；

二是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系过失犯罪，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等；

三是认罪认罚，没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四是未成年人、老年人、在校学生、重大科研项目关键岗位的科研人员、没有社会危险性的企业经营者等。

结合适用范围，再来看一组数字：

我国判处3年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案件，从2000年的53．9％升至2018年的76．8％，再到2020年的77．4％。

结合2021年15．5％的不起诉率，不难看出，绝大多数轻刑案件都做了逮捕决定，诉到了法院，并且也做了有罪判决。

也就是说，实务中77％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轻刑案件，除特殊情况外，理论上都可以不捕，但至少40％以上的案子还是做了逮捕决定，高逮捕率的结果自然是高起诉率。

3．不捕不诉难的原因一边是“不捕慎诉慎押”政策的推广，一边是不捕和不诉率的尴尬场景，而且这种尴尬局面短期看，并不会明显改观，原因如下：

（1）重刑思维抬头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等兜底条款被使用的频率不断提高，重刑思维越来越多的运用在生活中。

当出现新情况时，不是先让子弹飞一会儿，而是着急忙慌的“刑事他”。

这种思维推动下，公安民警和检察干警很难把“不捕慎诉慎押政策”入脑入心，也很难放开手脚。

（2）“谦抑性原则”失守刑法是社会最后的防线，保持谦抑性，是刑法的基本品格，只有穷尽了所有手段，还不能很好解决矛盾，并且有法可依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刑事程序。

但是，目前谦抑性越来越少被提及。

笔者在检察院工作的时候，讨论经济犯罪案件，大家常常会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谦抑性——能不入罪就不罪。

但是，现在，积极刑法已经形成共识，逮捕、起诉、有罪判决，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3）标准不明，权责不一被案子喂养的检察官，办案能力毋容置疑，但是为什么他们轻易不做不捕、不诉决定？

虽然有明确的“不捕不诉慎押”政策，提出了适用的重点案件类型，但是并没有出台相应的标准，也没有对依刑事政策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权责关系进一步明确。

每一个案件都有其特殊性，到底什么案件不捕，尤其是不诉才是合适的；

如果做了不捕、不诉决定，犯罪嫌疑人犯新罪或者发现漏罪等，是否对不捕不诉案子就认定为错案？

是否要对承办检察官追责？

如果是，他们还有动力不捕不诉吗？

（4）过于严格的考核制度一方面想降低居高不下的逮捕率和起诉率，另一方面又对检察官不放心，怕他们乱用不捕不诉之权，不信任的结果就是，考核制度与刑事政策导向背道而驰。

不捕不诉案件向来是评查和考核的重点，而且还会被反复考评、多次考评，多级别考评。

作为普通的检察官，在严格到让人望而生畏的考核面前，首选当然是一捕了之，一诉了之。

笔者了解到，有检察官因为一个案子做了不起诉决定，被反复调查数月之久，反复做说明，反复讲道理，反反复复向不同级别不同单位的调查组，证明自己的清白，久而久之，抑郁了。

一项好政策的出台，需要配套的实施细则和具体的执行标准，更需要与之匹配的考核激励机制，否则，只能是曲高和寡无人应，无法落地，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