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至今年4月，四川省成都市检察机关集中力量加大查处力度，共立案查处34件镇村干部侵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其中26件涉及土地征用补偿费的犯罪，占76.5%，涉案金额579万元。（2005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农村职务犯罪特别是经济犯罪，即使在公社制下也时有发生，现时期加大查处力度，揪出黑手，叉出小鱼，当然是大快人心的好事。问题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只要一提到此类犯罪的致因，总要在制度不严和监管不力上检讨一番，恰恰忽略了导致小鱼翻大浪的深层次原因。

笔者在基层生活多年，长期接触农村工作和农村干部，我认为农村职务犯罪上升，更直接的诱因还在于集体方向失控，突出的问题是不少地方片面追求招商引资，超前开发政绩，部分工作触了暗礁，还在孤行。有的成片土地先结婚后恋爱，打擦边球，脱离正常程序，违背政策许可，以至出现手续滞办，征租不分，费用变幻，政误多生；有的在操作上级交办的高速公路、重大设施等工程建设中，短斤少两，截留挪用；有些地方涉农补贴资金长期得不到及时入帐，被大量囤积、转移。而这些行为都是以组织的名义定下的重大决定，产生犯罪是常理，不发生犯罪才是怪事。部分农村干部被送进了监房，或丢了乌纱，受到政纪处分，我们当然不能为其开脱，但从另一层面说，他们又未尝不是牺牲品。令人倍感担忧的是，这种集体方向失控滋生出的集体腐败主义，可以是在一个村，也可以是在一个镇，甚至可以是在一个县市蔓延。

健全制度，加强监管，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具体到农村干部职务犯罪上，我们尚须细化分解，量体裁衣。决不能因为抓了几十个罪人，而轻视了某些大环境的危害，尤其是少数地方超前开发政绩而导致的政策侵犯、民心侵犯和程序侵犯，必须警惕组织名义下的集体方向失控和集体腐败主义，下大决心铲除其盘根错节的温床，不仅要严肃党纪国法，更要从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的高度，敢于追究监护人的责任，并让那些胆大妄为的乱拍脑袋者为此付出应有的成本。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警示和教育作用，才能真正扼住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喉咙，而这一治本之策应该在更多的领域得到重视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