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债权转让通知的价值

《民法典》设立债权转让的立法本意是及时解决经济纠纷、鼓励交易、促进经济的快速流转。《民法典》第546条规定“通知”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尊重债权人对其权利的行使，另一方面维护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以债务人得到债权转让的通知的时间为分界点，确认债务人应当履行其偿债义务的对象，确保履行义务的明确有序。

2、通知的国外立法例

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交易，各国法律均允许债权人转让债权。对于债权转让制度中对“通知”的规定，有三种立法例。一是自由主义。债权人转让债权，不必征得债务人的同意，也不必通知债务人。德国、美国采用此种形式。以《德国民法典》为典型，它规定债权转让仅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达成合同即生效，债权立即转移于受让人，[4]即债权转让不以通知债务人为必要，债务人通过其他途径知悉转让的，则债务人必须向受让人履行。二是债务人同意主义。债权的转让必须经债务人的同意才能生效。此种立法由于对债权转让制度设立了严格的限制，使得债权转让制度存在的价值难以体现，基本没有国家所采用。三是通知主义。债权人转让债权，不必征得债务人的同意，但必须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对债务人有约束力。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契约法都采取必须通知主义这一方式。如法国、日本。在此种模式下，债权基于原债权人和受让人之间的合意而发生转让，但此种转让未将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时，对债务人不生效力。[5]通知主义模式既尊重了债权人处分其权利的自由，又照顾了债务人的利益，较为合理。我国《民法典》第546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可见，我国立法采用此方式。

3、通知的主体

债权转让非经对债务人的通知，对债务人不生效力，或者说受让人无法向债务人主张，是各国立法之通例。但是否债权人与受让人均可进行通知，各国立法则有所不同。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297条规定，债权人、受让人似乎均可通知。例第297条第2款规定：“受让人将让与人所立之让与字据提示于债务人者，与通知有同一之效力。”

我国《民法典》第546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对其中通知“主体”应当如何理解，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只能由债权人进行通知；另一种意见认为，债权人和受让人作为债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均可进行“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