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化成为主流趋势之一，目前95%以上的WTO成员国都签署了1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协定。随着多哈回合陷入困境，包括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一体化协定、关税同盟、优惠贸易协定等机制在内的区域一体化勃兴一时。

外交部长王毅在不久前的蓝厅论坛上表示，APEC是当今亚太地区各类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先驱，成立25年来，成员从12个扩大到21个，是亚太地区覆盖面最广、代表性最强、级别最高的合作机制。

1994年，APEC设立了茂物目标，即APEC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分别于2010年和2020年实现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尽管这一目标没有量化指标，也不具强约束力，但通过各种单边和双边以及区域性合作机制，《茂物宣言》发表20年以来，亚太地区平均关税水平下降了12%，区域总贸易额增长了7倍，商业和投资环境日趋改善，地区经济保持了多年较快增长，对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围绕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这一主题，2014年APEC会议的一个核心议题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今年APEC会议把实质性推进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制订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FTAAP如果能建成，将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自由贸易安排，有望从根本上解决亚太地区各种类型自由贸易区引发的意大利面碗效应。

亚太区域合作错综复杂

人们在谈及亚太区域内众多不同规则的区域合作机制时，往往使用意大利面碗这个词。该词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巴格沃蒂1995年出版的《美国贸易政策》一书，指在各种FTA(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RTA(区域贸易协定)中，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意大利面条一般混乱地绞在一起。

例如，欧盟现在只将最惠国待遇适用于少数国家，因此其他国家依据WTO的最惠国待遇就成了最差国待遇，基于最惠国待遇的关税率实际上成为了条件最差的关税率。因此，人们呼吁亚太经济体不能互相踩脚，甚至互相抵消，要防止出现意大利面碗效应。

目前，亚太地区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域合作机制相对削弱了APEC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包括东盟+中日韩(10+3)、日本主推的东盟+中日韩印澳新(10+6)、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2011年东盟峰会所通过的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在内的主要机制，标准、水平、内容、规则不相同，有的成员方同时面临多重贸易规则。

这种泛滥的区域集团交错重叠，增加了维护和经营成本;对区域外国家歧视，挑战WTO多边体制的透明度规则;过多考虑政治安全等非经济因素使得其经济效应难以充分体现。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委员全毅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目前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已加入TPP，这12个经济体的GDP总量达到APEC国家总量的70%以上，占世界GDP总量的38%，全球贸易的26%。

美国希望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美国最担心东亚区域出现像欧盟那样与之抗衡的地区力量，如东盟的10+3机制。全毅说，TPP将对中国的区域合作战略产生巨大挑战，并增加亚太区域一体化的阻力。亚洲贸易一体化的架构顺从货币贸易，市场与地缘才是该地区生产分工的驱动力。典型做法是跨国公司在区域内进口大量中间品，并出口大量制成品。而TPP则没有包括在东亚生产分工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国，这会促使中间品生产商和最终品制造商把生产和组装工序由TPP外移至TPP内，并破坏目前亚洲与美国已经形成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

草绳变钢筋：加固亚太区域合作

不像欧盟、北美地区有统一的自贸协定，亚太地区因为地域范围广、经济发展差异大等因素制约，既有日本、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东南亚地区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APEC主要成员方关于FTAAP的指导理念和路径偏好各异，中短期内可能难以就其建设具体路径达成一致。区域贸易协议更有包容性、透明度，才能满足区域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的要求。既照顾到发达经济体的高标准要求，同时也兼顾发展中经济体的现实条件，这种积极而务实的态度，值得未来FTAAP吸纳。

本届会议提出面向未来，一方面是肯定和坚持推进亚太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最终实现亚太自贸区;另一方面提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务实合作措施，积极推动制定《APEC互联互通蓝图》。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有关APEC互联互通问题上关心重点不同——前者更关心制度的互联互通，后者更关心硬件的互联互通。

全毅认为，中国的策略在于扩大投资和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谈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原产地贸易规则，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加强海洋经济合作，加强标准一致化，减少非关税壁垒等提高自贸区规则标准，加强双边互联互通措施和物流合作，完善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机制。中国还需协调好与日韩的关系，三国已于2011年达成三边投资协定，中韩、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已启动。而RCEP既是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经济依托。

中国应该将新规则谈判作为深化改革的催化剂和杠杆，分析和确立在新规则谈判中的利益，有效保留合理的监管权力，寻求权利和义务的新平衡。全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