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犯罪中止只能存在于犯罪结果发生之前，显然是把犯罪结果发展阶段排除在作为犯罪中止必须具有的时间条件的犯罪过程之外。因此，我们有必要把犯罪结果发展阶段与犯罪过程之间的关系搞清楚。

我国刑法意义上的犯罪结果，是指犯罪行为对我国刑事法律所保护的客体造成的损害。而犯罪结果发展阶段，则是指犯罪行为对已造成的损害朝继续扩大、加重方面推进的一个时空区域。犯罪结果发展阶段，不是每个犯罪都存在或必经的时空区域，但也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以消灭得了的犯罪客观事实。因为犯罪是一个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复杂社会现象，犯罪分子所追求的犯罪目的，并非都能够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一步到位。在许多案件中，犯罪分子的行为虽然已经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了损害，刑法意义上的犯罪结果已经发生，但犯罪分子所追求的目的并未实现或者没有全部实现。此时如果没有外力的影响、主观思想的变化，犯罪分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会将犯罪行为继续进行下去，使已经造成的损害进一步扩大和加重，以此来实现其犯罪目的。这种犯罪现象，自然拉长了犯罪过程，形成一个自造成损害之后的犯罪结果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就本质而言，犯罪分子继续在实施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产生前的犯罪行为比较，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时空而言，是犯罪实施完毕前的行为，是犯罪全过程中的一个后阶段。由此可见，犯罪结果发展阶段，是犯罪全过程中的一部分，犯罪过程蕴含了犯罪结果发展阶段。对于刑法第二十四条所指的犯罪过程，应当理解为是犯罪的预备阶段、犯罪的着手实行阶段和犯罪结果的发展阶段集合而成的一个过程。

在犯罪结果发展阶段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符合我国刑事立法的精神

我国刑法将犯罪中止作为一项制度，单列一条，在叙明犯罪中止成立的条件之后，接着规定了对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这里的减与免都是坚决和必须的，没有灵活的余地，充分体现了立法的目的旨在鼓励犯罪分子中止犯罪行为，尽可能减少和降低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同时，使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哪怕是犯罪行为终了前的最后时刻，随时都可看到法律给他留下了回头是岸的希望之光，不至于一意孤行，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集团中的犯罪分子和犯罪人的犯罪意念。反之，如果我们将犯罪人在犯罪结果发展阶段，因悔悟而自动放弃继续犯罪的积极行为，排斥于犯罪中止之外，势必堵住犯罪分子在这一阶段走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之路，反而使其破罐破摔，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这与我国刑法制定犯罪中止这一制度的立法原意大相背离，与我们党一贯奉行的挽救、教育政策亦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