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论，作成拒绝证明是为行使追索权的必经程序，如果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请求作成拒绝证书，即发生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的后果。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免除持票人请求作成拒绝证明。

1、在票据当事人有约定的条件下免除作成拒绝证明。作成拒绝证明虽为持票人行使追索权的必经程序，但由于作成拒绝证明的费用必须由被追索人负担，且作成拒绝证明实际上等于向公众证明该票据信用的不足，结果对票据债务人很不利。所以，票据法允许有关票据当事人在汇票上作“免除作成拒绝证明”或“退票时不承担费用”的记载。这样即节省了费用，又维护了票据债务人的信誉。[5](P120)如德国的《汇票本票法》第46条第2款就规定，经在汇票上加注“不负担费用”、“免于作成拒绝证明书”的批语或具有类似含义的批语并签名，出票人及任何背书人或保证人得免除持票人行使追索权而须作成拒绝证书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证明的义务。[3]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46条第1款也规定，发票人、背书人或票据保证人得在票据上记载“退票时不承担费用”或“免除作成拒绝证书”，或其他同义之文字并签名时，持票人可以不作成拒绝承兑证书或拒绝付款证书而行使其追索权。第三款规定，第一款记载，如为发票人所为，对于汇票上一切签名人均发生效力。发票人已为第一款之记载，但持票人仍作成拒绝证书时，应自负担其费用。但该记载如系背书人或票据保证人所为，而已作成拒绝证书者，其费用得向汇票上一切签名之人要求偿还。[3]我国台湾地区现行票据法第94条的规定与此基本相同。但我国台湾地区现行票据法第94条所规定的记载“免除作成拒绝证书”之人不包括票据保证人。我国的《票据法》对此问题未有规定，一般认为发票人或背书人或票据保证人如作此类记载的则不生票据法上的效力。

2、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免除作成拒绝证明。从国际上的立法规定来看，法定免除拒绝证明的事由主要是不可抗力。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44条第4款规定：“如不可抗力之事由延至到期日后30日以外时，持票人得径行行使追索权，无须提示或作成拒绝证书。”[3]我国的《票据法》对此也未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民法的基本原理在商法未规定问题上可适用，从民法理论方面来解释可以认为：当不可抗力发生并延续一定时间时，持票人如无法提示或作成拒绝证明，则持票人应可免除请求作成拒绝证明。

3、在已作成拒绝承兑证明时对拒绝付款证明的免除。对于此规则，笔者认为不需要法律予以明文规定，这是因为付款人既然拒绝承兑，则其为付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所以能够毫无争议的认为拒绝承兑证明也可以当作拒绝付款证明。尽管如此，国际上的许多票据法都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44条第款规定：“拒绝承兑证书作成后，无须再为付款之提示，也无须再付款之提示，也无须再请求作成拒绝付款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