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30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并与次年2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以来，不仅对《招标投标法》实施12年以来得到的经验教训起到总结的作用，而且对招标与投标相关行为进行更统一地规范作用，为国家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做出了重要表率贡献[1]。《实施条例》关于招标环节的规定分布在第二章的第七条至第三十二条之间，在需要招标的项目如何申请以及如何邀请、招标需要哪些条件、代理招标的组织机构介绍、处理招标文件到文件审查的流程与注意事项、资格预审相关方面的有效期、投标保证金的规定以及招标人具体行为规范等一系列相关方面的流程作了诸多具体明确规定，与《招标投标法》相比在可操作性能方面得到增强[2]，具体关于招标活动分7个方面进行详细解读，具体如下。

1.1需要招标的项目申请与邀请

《实施条例》在关于招标申请与邀请的规定具体分布在《条例》的第七条与第八条。《实施条例》规定在审批前置招标活动项目的具体范围、方式以及相关组织形式等方面需要通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完善了《招投标法》的相关规定[3]。《实施条例》第八条是针对招标项目邀请的实践规定，该条款明确规定对于社会中出现一些招标人本应该将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的却没有公开招标或者采用其他非法手段对招标问题行逃避方法的进行强有力的回击，有些招标人在现实招标实践中，以国家未作出招标邀请相关明文规定为缘由拒绝进行公开招标而采取私下定夺，对此案例国家通过《实施条例》后对处于以下范围的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凡是项目控股或者主导资金属于国有资金的必须依据法律规定按照严格的步骤行公开招标活动，而对于项目行招标邀请方面的范围具体规定如下：技术复杂、招标人要求特殊以及环境特殊、招标所用资金在整个项目合同规定的金额所占比例较大。

1.2招标需要的条件

此次《条例》规定了可以不进行公开招标的项目条件范围如下：由于项目所需的技术复杂性如无可取代的专有技术、有专利以及项目投资人拥有自主建设、生产或者提供等特殊要求以及其他可以选择的少数潜在的投标人拥有不适宜进行公开招标活动的项目可以不采取公开招标[5]。条件范围具体，且显得现实不虚拟化，明确了可以不行公开招标的条件。

1.3代理招标的组织机构

关于招标申请与邀请的规定具体分布在《条例》的第十一条至第十四条。招标的代理组织机构应当在有关监督部门的依法监督的合法健康环境下，且具有一定数量拥有从事招标职业资格相关证书的专业员工，注意职业证书的制定与颁发是通过国务院社保部门联合发改委部门且该证书不得受到任意的涂改以及转借给他人使用，或者使用与其他用途[6]。招标代理机构需要在其资质证书具体规定的条件范围以及在招标人委托办理招标的业务范围内进行代理公开招标，在受到其他机构以及不相干个人或团体可申请法律进行保护，在代理合同费用的收取、项目咨询、招标业务规定以及代理机构人员权限范围的规定等方面均做了明确规定。

1.4处理招标文件到文件审查的流程与注意事项

本次《实施条例》在处理招标文件到文件审查的流程与注意事项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在现实中会经常出现的招标人沿着公开招标规定中无明文规定的法律漏点以及其他相关模糊的规定，对非本地人的投标人进行非法排挤，故意地在短时间内将招标相关文件进行发售，最终导致外地来的投标人员由于发售时间十分短的问题来不及购买相关的招标文件的非法招标活动案例给予了强有力的明文法律回击。在《实施条例》的第十六条与第十七条两条规定中公布了以上案例活动是非法招标活动行为，更加有效的防止了暗地里招标行为的发生，给参加投标的所有投标人创造了更加有利于公平投标竞争、公开投标竞争以及公正投标竞争的健康的市场化环境[7]。

1.5投标有效期

进行招标活动的招标人应当在其需要招标的相关文件中标示清楚进行投标具体有效期的期限，有效期的时间计算从相关投标文件按照合法程序进行正式提交后一直到投标活动截止之日位置进行计算。

1.6投标保证金

招标人对于投标人要求交付投标活动所需的保证金时需在有关招标文件中进行明确地表明具体金额，且投标人交付的保证金需在招标项目进行估算后的价格2%的比率以下，不得超标非法收取[8]。保证金的有效期限与投标文件产生的有效期限保持一致，招标人员对于投标人交付的投标保证金不得进行私下挪用于他处作他用。

1.7招标人行为规范

针对于招标人行为限制与规范在《实施条例》中的招标章节的最后一条即第三十二条条例进行了明确规定，规定内容具体有七条，内同涉及的范围包括项目信息的提供、招标资格等条件设定的适应、招标与中标条件的违规、投标人资格审查与评标标准违规、供应商等方面的限定、投标人组织形式的非法限制以及对投标人进行排斥行为等一系列违规行为条例。《条例》对现实招标活动的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招标人采用不公平、不公开、不公正等手段对正在进行投标的合法人员的相关资格条件以及中标所需条件进行限制甚至排斥等非法案例进行了回击，提高了法规操作的可执行性，对现实项目招标活动中屡次出现的不规范行为进行了明确地严厉禁止[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