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24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写给国务院领导的信。这封信开门见山，短短一千五百多字，把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说透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农村率先改革，农民首先得益，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富起来了，有一部分农民已经富起来了吗？怎么现在农民真苦呢？

不错，八十年代初，由于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制，农民得到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业连年丰收，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一部分地区的乡镇企业有了长足发展，这些地方的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有的也真的先富起来了；而在大部分仍以农业生产为主、特别是以粮棉生产为主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却减缓了、停滞了。1979至1984年的四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1985至1988年增长幅度下降为5.1％，到了1989至1991年就只剩下1.7％了。1992年至1996年因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收入增长又有所提高，但自1997年以来，农产品总量基本稳定，而市场价格却下降了30％以上，以务农为主的中西部农民这四年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

实际上，1985年以后，农民负担就逐渐加重，虽然上面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但很多地方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有的地方农民的实际负担占了纯收入的15％－20％。而且，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民负担就越重。1997年以后，农民的纯收入非但未增加反而减少了。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很多农村地区的干群关系紧张，社会冲突上升，上访、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大量增加的原因。有些地方农民已经自己办起了上访培训班！

1997年以后，国家一再提出要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实际却是扩而不动。道理也很简单，如果占人口70％的农民只购买了39％的商品，在城乡居民存款中，70％的农民只占了19％的份额，农村市场怎么开拓？2000年8月份以来，新闻媒体报道，许多农家子弟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却无钱入学，呼吁社会救助。这位乡党委书记在信中说：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苦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

农村真穷，是指乡村两级的政府穷，集体穷。监利县85％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每年亏空四十万元，90％有负债，平均负债六十万以上；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年赤字不少于四百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八百万元，靠借高利贷维持。乡镇干部的工资不能按时发，乡镇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也不能按月发。一个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了的政府，怎么能指望它执政公平，怎么能为公众服务？

由于农民苦、农村穷，结果就是农业真危险。在许多地方，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不愿种田，死也要死在城市，纷纷外流了，组织生产的干部们无心管事，水利失修，土地撂荒，种了也不好好管理。种田要赔本，谁还愿意种？2000年全国夏收粮食减产9％，秋季又大旱，秋粮大幅度减产。好在前几年还有粮食库存，还能稳得住，那么，到2001，2002年呢？真要是粮库空了，粮价飞涨，城市社会怎么能稳得住？在这种情势下，农业能不危险吗？

这封信反映的问题，绝不是一个乡、一个县的问题，也不只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我自己两年来在十四个省、区农村调查的所见所闻，可以认为，这样的问题在全国有相当的普遍性。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县、乡、村，信中讲到的六个问题，可以说比比皆在，有的县、乡存在的问题，比湖北那个乡还要严重得多！那个乡还有一个对自己的父老乡亲怀着深切同情的第一把手在庇护着。国务院领导批示后，湖北省重视了监利县的问题，把原来的县委书记调了回去，工作了一段，监利的情况有所好转。

五十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一种经济-社会问题，一旦不是某一乡、某一县、某一省特有的，而是普遍化的，不是一年、两年，而是较长的时间解决不了的，这就不是一般的工作问题，也不是某个领导的问题，而是这方面的体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