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免责损害赔偿不能落空：

《深圳经济特区院前医疗急救条例(征求意见稿)》，对应急事件的处置细则和责任义务进行明确：现场善意、无偿的紧急救护免责。《条例》是“好人法”值得肯定，但是目的善意未必带来结果满意。对造成被救护者民事损害的，不宜一刀切地免除责任，应修订完善细则，出台可操作的配套规定。

日前，医改步伐一直走在全国城市前列的深圳出台了相关规定：《深圳经济特区院前医疗急救条例(征求意见稿)》，对应急事件的处置细则和责任义务进行明确：现场善意、无偿的紧急救护免责。

很显然，《条例》作为“好人法”，规定善意、无偿的现场紧急救护免责，意在鼓励院前急救见义勇为行为，为其服下“定心丸”，免除其后顾之忧，从而及时抢救突发病患。无疑，《条例》也是“善意可嘉”，值得肯定。

但是，目的善意未必带来结果满意，目的正当不能替代手段正当，无偿行为也不是法律上的免责事由。如果是“好心办坏事”，采取措施欠妥、救治手段不当，造成病患“二次伤害”，且具有过错的院前急救行为，并没有免责的法理基础，有违民法上“过错归责”的一般侵权责任原则。

立法讲究科学性、操作性，还应遵循《立法法》，不能与上位法冲突，要是只顾及目的善意性，忽视手段与结果的妥当性、满意性，不顾“过错归责”法律原则，不分现场急救行为是适当或是失当及其失当的程度，而一律规定现场紧急救护只要“善意、无偿”就免责，不但会让被急救患者遭遇“二次伤害”却面临追责索赔尴尬，让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救济保护，进而导致扯皮纠纷，并引发“救人被讹”“好人难做”负面社会效应，也会导致《条例》作为地方法规，与《民法典》《民法典》等上位法冲突，让《条例》天生底气不足，损害地方立法的严肃性、权威性。

因而，《条例》在规定“现场施救者对伤病员实施善意、无偿的紧急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的同时，对造成被救护者民事损害的，不宜一刀切地免除责任，应修订完善细则，出台可操作的配套规定。

一方面，要强化特点场所或单位、相关人员院前急救知识、技能的培训，并加强其责任意识，赋予特定场所、单位一定的院前急救义务，并明确不能因为抱有善意就可以疏忽大意，不能因为可以免责就失去谨慎注意义务，不能因为急救技能不过关而造成救治不当。

另一方面，建立院前急救行为是否适当的评鉴机制和紧急救护社会基金，如果施救行为导致被救助者“二次伤害”的，可就其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予以制度兜底。具体根据救护行为是否适当、基本适当、不适当，来区分责任大小、分配责任归属。救护行为适当的，救护人无需担责;救护行为基本适当，可免除救护人责任，由救护基金对被救护人予以适当补偿;救护行为不适当的，区别主观责任大小，由救护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由紧急救护基金向被救护人予以补偿。

此外，应将院前急救制度有效对接见义勇为奖励考核机制，做到免除后顾之忧的“急救免责”之外，更有向善激励的奖励机制保障，从而更加积极有效推动《条例》的实施。

总之，做到“善意、无偿”救护者免责乃至有效纳入见义勇为奖励，被救者权益保护也不能落空，要在兼顾科学、公平、权利保护和平衡法益的基础上，修订完善《条例》规定，出台配套实施细则，从而最大化地发挥《条例》作为“好人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