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对犯罪既遂一般会被判处三年左右的有期徒刑，各国刑法均未再专门规定既遂犯的特殊处罚原则，而是按照刑法总则的一般量刑原则和刑法分则各具体犯罪的法定刑对其适用。我国刑法和刑法理论也是这种主张。对行为符合犯罪既遂特征的既遂犯，我国刑法要求根据其所犯的罪，在考虑刑法总则一般量刑原则的指导和约束的基础上，直接按照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条文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处罚。

一、犯罪既遂刑事违法

(一)、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的功能区分及其对“犯罪目的实现说”重新定位的意义。

1、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的功能区分，以及法治刑法对刑事立法的要求。

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是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不同角度而对犯罪概念所作的区分。所谓法定犯罪是指已经立法者价值评判而上升为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事实犯罪是指具有实质危害性但尚未进入立法者视野的行为，是待犯罪化的行为或者准犯罪。理想的法治刑法要求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相一致，这是在总体上对刑事立法的要求。体现在犯罪形态上，就是要求法律所确定的犯罪形态与行为的发展样态相一致。

2、事实犯罪的发展状态及其对犯罪形态确立的指导意义。

行为的发展状态，又可以分为行为人主观的发展状态和行为客观的发展状态。在行为人而言，最佳的结果是客观的发展状态与主观的发展状态相一致。所以，立法者在确立犯罪形态时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主观的希望以及行为客观上的发展状态，也就是说立法者那里的犯罪既遂形态是指犯罪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它首先是行为人所追求的发展状态；其次是行为的性质所决定的客观上可能达致的状态。概括而言，犯罪既遂就是行为人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发展状态的出现。从主客观相一致的角度出发，就是行为人的行为目的在客观上已经实现。

3、犯罪故意在犯罪构成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犯罪目的实现说”的重新定位。

立法者的任务是参酌实际并结合刑事政策的考虑，确立明确的犯罪构成。“犯罪构成作为一种法律规定与理论命题，是在对各种犯罪事实加以抽象与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就犯罪既遂而言，就是要确立犯罪既遂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前已论述，犯罪既遂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齐备，而在这些要素中，我们应当充分关注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要素，任何行为、行为的结果都是外化了的行为人意志。而且在犯罪构成中，犯罪故意是统领一切其他要件要素的核心要件；可以这样说，犯罪是“不法的意图”的实现，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在犯罪构成中有代表犯罪本质的作用。在故意犯罪中，这种“不法的意图”正是犯罪目的，犯罪行为正是在行为人犯罪目的的指引和控制之下而进行的，而犯罪既遂就是行为人犯罪目的的实现。所以，在立法层面上来说，行为既遂就是行为人目的的实现，在立法时，如果撇开刑事政策的考虑，那么犯罪既遂就是犯罪目的的实现。

(二)、刑事政策的考虑及其对“犯罪目的实现说”的补强。

1、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指导作用。

刑法是对犯罪的发动，正是通过对犯罪的打击来证明刑法的正确性和权威性。既然是作为犯罪的抗制措施而存在，那么在实际上就不可能撇开刑事政策的考虑。在广泛的抗制犯罪的国家措施中，只有涉及刑法体系的，才可以称为刑事政策。所以，刑事政策的概念是指“国家运用刑法体系，有效而且合理对抗犯罪的政策。所谓刑法体系，包括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与犯罪矫治法”。刑事政策的研究或实践，必然有价值选择的成分；然而这样的价值选择又必须以刑法的实然规定为基础，刑事政策不能是司法者超越法律的借口，而只能是立法者的立法依据。“没有刑法的刑事政策，必将沦为常识的刑事政策。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信手拈来一则防止犯罪的对策，不管这个对策是不是刑法上已经有充分规定，也不管即兴提出的对策能否融入我们的体系井然的刑法秩序当中”。所以，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才具有意义；其在立法上的总体要求就是：合理而有效。

2、刑事政策对于确立犯罪既遂标准的指导意义。

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的要求，当然对确立犯罪既遂的标准具有同样的指导作用。第一，确立的犯罪既遂标准必须合理。所谓合理，首先是指法律的规定要和事实相符，就是指犯罪既遂应当尽可能地与行为既遂相吻合，而行为既遂就是行为人目的的实现，相应地，在立法上，犯罪既遂就是犯罪人的犯罪目的的实现。第二，作为犯罪的抗制措施，还必须考虑这种抗制的有效性。单纯地依犯罪目的的实现来确定犯罪的既遂，我们会发现对于某些犯罪一旦既遂就没有进行法律抗制(最终表现为刑法抗制)的可能，比如一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一旦犯罪既遂，国家的性质都有可能改变，法律的有效性更是岌岌可危。所以，对于这类犯罪就应当将刑法的防卫线提前，相应地也要提前其既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