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近一年的《劳动合同法》，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再度引人关注。在上海，一份关于《劳动合同法》的裁审规定已在酝酿中，当地政府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给企业灵活用工的机制，以应对经济危机的来袭。

经济危机来临，全球通行的办法是企业或裁员，或减薪，但劳动合同法对此都设了很高的门槛。企业必须负重前行，勉力支撑，最后很有可能被拖垮。这是不是在保护劳工呢？真的很难说。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劳动合同法是双输法规的专家，董保华坚持认为，《劳动合同法》最大的毛病，就是杀掉了中国灵活用工的机制。这是万万不能杀的。这必然带来企业成本的上升。企业灵活用工机制丧失后带来的成本，是难以确切计算出来的。

企业半停工甚至停工，《劳动合同法》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至于降薪、减时工作，在上海，只要符合《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规定，企业可以灵活处置。但在全国范围内，必须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工人协商解决。工人如果不同意的话，企业便很难采取降薪、减少工时这样的措施来应对危机。蓝白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陆胤说。

《劳动合同法》是否企业不能承受之重？也有不同的看法。在复旦做访问学者的美国劳工问题专家邝治中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短期内一定会使资方受到很大压力，然而，资方以前很少受到约束，这同样不公平。长远来看，《劳动合同法》一定要增强，迫使企业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有人说《劳动合同法》是一部分企业倒闭的罪魁祸首，我要反问一句祸谁的首？那些不道德的毫无技术含量的血汗工厂，不就是应该让它们在竞争中淘汰吗？灵活用工机制需要劳资双方博弈，单方面保护企业，必会加深对劳工的剥夺。

在邝治中看来，《劳动合同法》之所以在一些地方产生了双输的不妙后果，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的产生是政府的一种刚性插入，并未脱胎于劳资双方的理性博弈。一个在博弈中产生的法律，才会有生命力，才可能使双方心悦诚服。中国的很多企业都缺少这种博弈精神，常常以行政命令或是某些当权者的意志来替代协商，这样只会加剧劳资对立。

越是遭遇经济危机，越是要对劳工加强保护。上海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李保平说：劳动合同法并不是企业遭遇危机的主要原因。不少老板叫嚷过冬，主要还是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劳动合同法》只是他们的挡箭牌。当然，把员工的社保成本转嫁到企业头上，政府不作相应担当，也确实不妥当。

心惊于某些地区遭遇经济危机的惨烈，松绑也许已成为上海市政府的共识。日前，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周海洋即公开表示，现在，《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已经相继实施，《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的修订工作显得较为紧迫。周海洋并不讳言情势的严峻，指出既要引导企业正确理解和全面实施《劳动合同法》，又要帮助企业克服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带来的各种困难。

董保华透露，关于《劳动合同法》的裁审规定将在某种程度上给企业灵活用工的机制，应是裁审规定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