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通知

第三十条

社区矫正人员矫正期满,司法所应当组织解除社区矫正宣告。宣告由司法所工作人员主持,按照规定程序公开进行。

司法所应当针对社区矫正人员不同情况,通知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群众代表、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参加宣告。

宣告事项应当包括:宣读对社区矫正人员的鉴定意见；宣布社区矫正期限届满,依法解除社区矫正；对判处管制的,宣布执行期满,解除管制；对宣告缓刑的,宣布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对裁定假释的,宣布考验期满,原判刑罚执行完毕。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向社区矫正人员发放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并书面通知决定机关,同时抄送县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人员刑期届满的,由监狱、看守所依法为其办理刑满释放手续。

双重价值：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蕴涵着刑罚的惩罚性和恢复性双重价值。

首先，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是一种刑事制裁措施，而刑罚的制裁性决定了社区矫正措施的惩罚性。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活动，自然要严格落实具体的惩罚性措施，以实现刑罚的惩罚性。社区矫正对象作为罪犯，应当就其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承担惩罚性后果，

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惩罚社区矫正对象也是国家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正的客观要求。现代刑事法出于保护社会和改造罪犯的双重目的，即使是在惩罚罪犯的过程中，也必须同时将如何促使罪犯重新回归社会列为目标之一。

社区矫正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一种方式，一方面使服刑人员得到有效监管，使人们改变对服刑人员的“标签”式看法，让社会变得更加公正、和谐：另一方面，社区矫正通过弱化监狱的封闭性、放宽罪犯自由度、增加罪犯与社会的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摆脱犯罪“标签”的影响，使他(她)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可见，社区矫正不仅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满足了罪犯再社会化和实现自我发展的需求。

在社区矫正蕴涵的惩罚性和恢复性二元功能中，如果选择不当，就可能导致刑罚和社区矫正的失衡，进而损害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如何发挥社区矫正的二元性价值，以及如何平衡二元性价值之间的冲突，是社区矫正发展与完善的重要环节。刑罚理念及其制度、刑罚执行方式的变革与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社区利益、被害人利益和罪犯利益的过程。

在这个平衡的过程中，司法的价值也在不断地自我平衡着,法律价值的选择也随之调整，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从宏观上看，社会的秩序、正义、安全的建构，是靠“严厉的惩罚”还是“轻缓的矫正”，这是从各国、各地区社会法制状况、监狱运行机制、人权保障力度等多方面来考察的，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适合“本土化”的发展实际。随着世界社会生活交流的日益加强，刑事执法的理念也逐渐由低级走向高级，由野蛮走向文明，人权保障思想是法治社会、法治世界最高的目的：从微观上看，社区矫正的惩罚性和刑罚的社会化孰轻孰重，也在考验着社会的人道主义和法治建设。

虽然社区矫正有一定的刑法惩罚性，但它毕竟和一般的刑罚不一样，而是一种恢复性司法指导下的刑罚理念，注重的是罪犯的再社会化。因此，从社区矫正的法律价值和正义的取向来看，它是以惩罚为基础，以矫正(恢复)为主的刑罚制度，应当以平衡上述利益冲突，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公平正义，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作为基本价值目标。和谐意味着合理地界定利益关系，合理地分配利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切实保障各个利益主体合理的利益，平衡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社区矫正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兼顾罪犯、被害人、社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满足上述各个主体各自的利益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