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抚养费具体数额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一般情况下，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20％到30％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50％。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

离婚判决中两种表述的合理性

当前，法院在离婚案件判决书中，存在两种对判决结果的表述方式：一种为准予原被告离婚（或不准予原被告离婚）、另一种为支持原告的离婚请求（或驳回原告的离婚请求）。

坚持第一种表述方式的主要理由是：一、在判决书中明确准予离婚或不准予离婚，表达简练，当事人易于理解和接受。二、一般原告在离婚案件的起诉状中，将诉讼请求叙述为请求法院判令原被告离婚，因此判决书中作出准予或不准与原被告离婚的表述，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相符。三、原告在因离婚纠纷起诉时，除了提出解除子女抚养甚至精神损害赔偿等请求，如果是驳回离婚请求，还需要将其他诉讼请求一一驳回，这必将影响判决书的简洁与连贯性。甚至出现像驳回原告对婚生子的抚养请求这类不合法表述。四、这种表达方式是人民法院一直以来惯用的表达方式，当事人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没有必要进行修改。

但是笔者认为，第二种表述方式更加符合法律精神和现代司法的理念，因此主张在审判实践中使用第二种表达方式。主要理由如下：一、这是由法官审判的中立地位决定的。从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历程来看，经历了所谓超职权主义、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也体现在法律文书的表达上。现代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均承认法官在审判中的中立和消极地位。而以准予或不准予表达法院的裁判意见，明显带有职权主义的色彩。换以支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表述，则更加符合法院作为中立裁判者的地位。另外，离婚诉讼请求是一方当事人提出，而准予（或不准予）原被告离婚的表述对应的是原被告双方，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二、从诉的分类角度来看，离婚之诉属于变更之诉，即双方当事人对其存在婚姻关系的事实并无异议。而准予（或者不准予）离婚，则是对离婚这一将来的法律行为作出的裁判，因此与民事诉讼事后调整的性质不符。从逻辑上是对一个假设作出判断，因此这种表述作为一个命题也缺乏合理性。三、第二种表述方式是以承认婚姻双方享有各自独立的离婚自主权为前提的。当事人一方提出离婚，其请求权基础便是离婚自主权，该项权利与结婚自主权同为婚姻自

主权的应有之义。尽管离婚自主权以配偶身份为前提，但从内涵上体现的是婚姻自由，因此是一种人格权，而不是身份权利。身份权基于身份既可实现，相比之下，人格权尤其是自由权的实现则受到法律的诸多限制。这种限制对于离婚自主权而言，可以体现为一方提出离婚时，必须经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方可得到支持。法院在离婚纠纷案件裁判文书中，需要阐明的是对一方基于离婚自主权而提出的离婚请求是否准许的问题。因此离婚纠纷仍然涉及权利与豁免，法院要做的是在当事人提起诉讼后依法维护私权的行使或表达法律对私权的限制，而不是干预私人生活。四、至于在驳回原告离婚请求时其他请求是否需一一驳回，笔者认为，法官审理案件作为一种法律的解释活动，有必要尊守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在民法解释中，有一种解释方式属于文本解释的内容，即举轻以明重和举重以明轻——通过法律条文中较轻的后果推知较重的后果，或者通过较重的后果推知较轻的后果。这是一种与立法技巧相关的解释方法。法院判决作为一种规范性法律文件，也可借鉴这种方式。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既然驳回离婚请求，那么建立在离婚基础上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以及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自然不被法院支持。

法律文书是法院向当事人和社会表达自己立场和态度的载体，民事裁判文书在一定意义上是当事人权利和法律精神的宣言书，因此对裁判文书语言的精雕细琢以求做到精制，是法官行使审判权的重要内容。以上一家之言，敬请方家斧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7、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

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