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然人被划入广告发布者的范围。

这部“史上最严”《广告法》对旧法进行了若干处修改，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自然人划入了广告发布者的范围。根据旧法的规定，广告发布者是“法人和其他组织”，跟自然人无关，所以对自然人发布的一些推荐商品的消息不能划入“广告”的范围。

我们知道，在微信火之前，微博曾经大火，也有人在微博上发布一些推荐商品的信息，也许大家知道这是广告，但是没有任何人曾经意识到发布这样的消息有可能会收到处罚(如果是虚假的话)，因为当时的《广告法》并没有把自然人作为广告发布者。而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只有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发布者才承担虚假广告的责任。旧法之所以没有把个人划归广告发布者的范围，是因为在传统媒体的世界，个人是不可能有那么强大的消息传播能力的，一切都要通过中间商(电*台、广播、报纸、杂志)才能传播。不过，这种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很多社会关系。早在微博时代，网络大V拥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粉丝。“粉丝一千以上是专栏，一万以上是整个封面，十万以上是地方卫视，百万以上是CCTV”，一个网络大V的对于消息传播的扩展面和速度不亚于传统媒体。听说，在微博时代就有网络大V明码标价一条广告多少钱。

当我们从微博时代进入微信时代之后，我们发现虽然微信朋友圈有一定的封闭性，但是这个封闭性同时也带来了信任感的增强，再加上有一些功能是可以突破封闭性的，比如微信公共号，使得虚假广告的危害性更大。有一些微信公共号一篇文章会被转发无数次，点击几万、几十万次，其传播速度和广度不低于传统媒体。如果这些公共号夹带一些虚假广告进来的话，其危害程度也不低于普通媒体虚假广告的危害程度。

当消息的传播形式发生改变的时候，法律必须做出回应。这次《广告法》的修改把广告的发布者扩展到了自然人，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做出的积极回应。

2、罚款数额究竟会有多大？

根据我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以上一百万以下的罚款“。如前所述，自然人也属于广告发布者，在社交媒体发广告也属于《广告法》管理的范围，那么，自然人也有可能被罚一百万的罚款了。那么，可否理解：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的虚假广告，就有可能被罚款一百万呢？这个理解就有偏差了。

《广告法》规定的罚款也属于行政处罚，也应该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也就是说，罚款数额的多少要与违法行为的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一致的：

首先，不知道或者不应知道属于虚假广告而发布或者转发的，不应该承担责任，即在追究责任的时候要考虑到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也许有人有这样的疑问：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想的，你究竟知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其实，当法律把主观心理状态作为认定违法行为的要件的时候，就需要寻找证据来证明这个心理状态了。如果无法证明，则不能做出行政处罚行为。

其次，要考虑行为的危害程度。微信朋友圈毕竟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如果好友就那么几百来人，发个虚假广告点赞的也就两三个，很难说明会有什么社会危害性，应该属于情节显著轻微，不宜作为违法行为处理。微信朋友圈里主要应该纳入执法审查的一是通过腾-讯发布的广告，二是公共微信号。现在已经有企业与腾-讯合作发布广告，发布之后大家不但都可以看到，还能评论。这种广告应该被纳入执法审查的范围。另外，一些公共微信号影响力很大，粉丝很多，文章传播的速度很快，范围很广，突破了微信朋友圈封闭性的特点，这类广告应该被纳入执法的范围。

再次，有收费的情况下才有处罚。根据《广告法》的规定，罚款是根据广告费的数额来计算的，即使所称的”广告费无法计算或者偏低“的意思也是有广告费，只是难以计算或者偏低，而非没有广告费。从严格执法的角度来看，对于只发布了虚假广告，但是没有收取广告费的，只能要求其停止违法行为了，而无法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