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而进行的诉讼活动，由于这种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是在刑事诉讼中提出的，又是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的，因此称作附带民事诉讼。这种诉讼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民法上又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根源于被告人的同一违法行为，所以才有可能在一诉讼中同时解决两个责任，这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基础，从而也是解决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利前提条件。如何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补充、修改并完善这项制度呢？结合理论与实践，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在刑事诉讼法中补充规定精神损失的内容，即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修改表述为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将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修改表述为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对犯罪的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或者精神抚慰金。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我国许多学者认为，应将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制在法定的人格权及人格利益受到损害所引起的范围内，同时限定必须是侵权行为。而笔者认为，犯罪肯定是侵权行为，而侵权范围不仅仅是人格权领域，而应包括财产权和其他权利范围，即不论侵犯人格权、人身权，还是财产权及其他权利，只要合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标准，一律规定赔偿。

其次，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和补充规定，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化、法律化。要确立人身和财产损害赔偿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和精神痛苦程度之原则。明确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精神赔偿标准和范围，可以就刑事案件当事人的过错责任、受害人的痛苦程度、造成的后果、具体的侵害情节、受害人的身份资历、侵权人的赔偿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以确定精神赔偿金额的幅度与范围，以避免自由裁量时可能出现的偏差。对于财产性犯罪，要让被告人付出经济代价；对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要分清主观过错性质和程度，该重则重，适可而止。当然，精神损害赔偿与刑罚的最终目的应当相一致，即通过加重对侵权人的处罚，以达到防止侵权行为发生，维护社会秩序之目的。

有权利就有救济是法治社会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在一个崇尚文明、法治的社会，只要有侵权，必然要有赔偿，有物质损失就有物质损害赔偿；有造成精神、心理创伤的，应就精神损害部分弥补救济，犯罪作为严重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无疑是最严重的侵权行为。随着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人们将更加注重保护自已怕精神权利，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愈来愈周密。笔者坚信，精神赔偿制度必将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

关于完善我国受托人授权规范的立法建议

我国《信托法》第30条规定受托人应当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有不得已事由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处理。此外，《信托法》第30条第2款规定受托人依法将信托事务委托他人代理的，应当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

从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法来看，各国对于受托人可否授权普遍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以英国为例，1925年以前的规则是不允许受托人把他的权利、责任转移给其他人的。但是，法院早就承认，如果不允许受托人授权的话，有些信托可能无法实施，因为有些事情是一个普通商人不会亲自做的。之后，《1925年受托人法》第23条（1）明确规定在信托的实行过程中，受托人可以雇用他人来代替本人作出必要的行为（包括金钱的收支），无论他是一个律师、银行家、股票经纪人或其他人。事实上，几乎在所有的信托中受托人都会在信托过程中选择其他人为信托进行事务性的工作。再以美国为例，1959年的《信托法重述》第2版明确禁止受托人将信托的任何事务授权给他人进行，因为受托人被认为对受益人有亲自履行的义务。但是，之后的一系列立法和权威解释对受托人将部分行政性工作授权他人持肯定态度。例如，1964年的《统一受托人权利法》（《TheUniformTrsteePowersAct》）规定受托人可以雇用个人，包括律师、审计师、投资顾问或其他代理人，甚至不要求他们与受托人是没有关联的。受托人可以雇用他们以获得建议或协助受托人进行行政性的事务；可以在没有经过独立调查的情况下依照他们的建议行动；可以雇用一个或多个代理人进行任何的行政性事务，无论它们是任意性的还是强制性的，而不是自己亲自去做。此后，1972年的《统一机构基金管理法案》（《TheUniformManagementofInstittionalFndsAct》）、1974年的《雇员退休收入安全法案》（《TheEmployeeRetirementIncomeSecrityActof1974》）以及1992年的《信托法重述》第3版进一步巩固了受托人将行政性工作授权他人进行的合法性。最后，《统一谨慎投资人法案》在明确规定了受托人授权应当注意的事项的基础上允许了受托人适当的授权。所以，受托人于在任期间可以授权他人为信托进行事务性或行政性行为在英美国家已经成为一项通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受托人于在任期间授权他人作出投资决定是绝不允许的，这也是美国和英国都对授权事务限定行政性或事务性的主要原因。

美国的《统一谨慎投资人法案》第9条在明确规定了受托人授权应当注意的事项的基础上允许了受托人适当的授权。受托人应当注意的事项主要包括：在（1）挑选被授权人；（2）在符合信托目的和信托条件的基础上确定授权的范围和相应的条件；（3）定期检查被授权人的行动，为了监督被授权人的行为与授权条件相一致这三方面显示出合理的注意、技能和小心。受托人在满足上述条件后，对于被授权人在被授权范围内所作的决定和行动，对受益人或信托不负责任，转而由被授权人在进行被授权的活动时对信托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以满足授权的条件。所以，在受托人履行了适当的谨慎义务后，在被授权事务的范围内，受托人责任由受托人转移到被授权人身上。需要注意的是，该授权事务仅限于事务性或行政性行为，受托人于在任期间授权他人做出投资决定是绝不允许的，所以最终决定必须由受托人自己做出。

从法条本身来看，我国《信托法》对比《统一谨慎投资人法案》有两点区别：一是原则上严格要求受托人亲自进行管理事务，二是受托人和被授权人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同。但是，从立法机关的立法思想来看，却与《统一谨慎投资人法案》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例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对30条的释义中提到受托人可以有自己的助手，但应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受托人可以进行事务性或行政性行为的授权，但最终涉及信托财产流转的决定必须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做出。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对《信托法》第30条的释义中提到被授权人依据受托人的授权对外发生法律关系，相当于以受托人的名义承担处理信托事务的后果，履行作为受托人的所有义务。所以，我国立法也是倾向于要求被授权人在被授权范围内承担受托人责任的。

综上所述，我国应当在现行《信托法》的基础上对关于受托人授权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以下三点内容：（1）受托人可以进行事务性或行政性行为的授权，但最终涉及信托财产流转的决定必须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做出。（2）参考《统一谨慎投资人法案》采取列举式明确受托人授权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3）受托人在满足注意义务相关条件后，对于被授权人在被授权范围内所作的决定和行动，对受益人或信托不负责任，转而由被授权人在进行被授权的活动时对信托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以满足授权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