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笔录确认为一种新的证据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鉴定笔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虽然鉴定作为一种有效的证明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我国的鉴定制度仍存在许多问题。常见的问题有鉴定笔录上没有鉴定人的签名，鉴定活动中违反了单独鉴定原则等，在司法实践中，甚至出现了侦查机关伪造鉴定笔录而不组织鉴定的情况。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配合重于监督，导致侦查机关在制作鉴定笔录时不够严谨、细致，甚至违法。由于我国传统上对侦查人员的高度信任，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对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不主动审查。在监督缺位的情况下，侦查机关主持鉴定活动，迅速、从宽制作鉴定笔录在所难免，伪造鉴定笔录的可能性增大。二是鉴定活动和鉴定记录的审查标准过于宽松。作为书面传闻证据，身份证明在国外往往受到严格的程序保护，并受到法院实体审查的规范。相比之下，我国在鉴定规则的设计上，对程序公正性和真实性的关注较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没有规定对鉴定的全过程进行记录，难以保证鉴定程序的合法性；二是对鉴定程序的合法性没有规定，证人出庭不具有强制性，扩大了侦查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三是证人出庭不具有强制性；三是鉴定程序中没有律师出庭的权利，减少了对鉴定过程的监督；四是没有负责鉴定的侦查人员、辨认人、证人就鉴定中的争议事项出庭作证的制度，缺乏救济渠道；五是鉴定活动的审查采取事后书面审查的形式，难以保证身份识别活动的合法性。针对上述问题，在相关立法修改和完善之前，只有加强对侦查机关的监督，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树立“既制约又配合”的监督理念。没有监督的权力总是有被滥用的危险，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加强对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是权力制约的要求，也是防止错案、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应有之义。回顾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错判案件，由于对鉴定笔录监督不力造成的错判案件很多，其中典型的有佘祥林案（被害人亲属鉴定笔录）、聂树斌案（路人鉴定笔录），因此，必须转变司法机关对侦查机关“轻监督、重配合”的观念，树立“既制约又配合”的监督理念。二是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相结合。鉴定笔录是在侦查人员的监督下，对被害人、证人的询问对鉴定对象的观察和判断作出反应的书面记录。其本质是书面传闻证据。目前，人民法院对鉴定笔录的审查主要采取书面形式。虽然可以对鉴定笔录记载内容的完整性进行审查，但由于鉴定笔录属于书面传闻证据，难以从根本上完成鉴定程序合法性和鉴定结果可靠性的审查任务。因此，除了对鉴定笔录的形式进行审查外，更应注重对鉴定笔录记载内容的真实性、鉴定程序的规范性和鉴定结论的准确性进行实质性审查，以防止错误的鉴定结果成为判断的依据。三是要采取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对鉴定记录进行审查。结合工作实践，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审查身份证明应当遵循以下程序：一是审查形式合法性。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等法律规范，对侦查机关鉴定笔录的完整性和形式合法性进行审查，确认制作的鉴定笔录符合相关法律规范的要求，并及时要求侦查机关对有瑕疵的证据予以更正，客观核实真相，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讯问证人，检验鉴定活动的真实性和内容，消除侦查机关伪造证据的可能性。最后，对证据的相关性和证明力进行了考察，考察了辨认人与被辨认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影响证据证明力的因素，从而确定辨认笔录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