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因性原则使得持有票据的人当然成为票据权利人，其行使票据权利时，无需证明授受票据的原因，只以提示票据为要件。另一方面，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票据原因是违法的，或非法律义务，或存在有其他瑕疵为理由，对抗真正持票人。无因性原则之所以有这样的法律效果，在于它有使人的抗辩切断的法律机能。在民法上，债权发生转移，债务人的抗辩也随之转移而指向新的债权人。票据法上则不同。比如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1款就有“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的规定，例如买主A把卖主B作为收款人，为支付货款而签发本票。A如果因为B不履行合同而解除合同，而B已把该票据转让给了善意第三人C，这种情况下，如果站在有因性的立场上，原因关系一解除，票据出票行为也就丧失了效力，A的票据债务得以免除。也就是A不仅对B，而且对C的票据金额支付义务均得以免除(与民法上的债权转让效果相同)。但是如果按无因性理论，A与B，B与C之间的原因关系各不相同，A对B的基于原因关系的抗辩，因票据转让给C而发生原因关系断裂，A对B的抗辩不得对C行使。即票据转移，票据债务人对其后手的抗辩并不转移而因票据的无因性切断。

英国学者施米托夫对票据无因性的机能有过一段形象的表述：“不容忽视，汇票自开始出现之日起，就是融资的一种手段。除即期汇票外，它实际上是一种信贷工具，由银行或金融机构作为受票人、付款人、背书人或持票人对汇票进行议付、贴现或承付。银行家们对于导致产生汇票的交易并不感兴趣。为购买羊毛、木材或无核小葡萄干而开出的汇票是否有对价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对于处理票据的金融界人士来说，汇票究竟由卖方开出，还是由买方的担保人开出，同样也是无关紧要的。票据交易的典型特征是：它作为一种纯粹的金融交易，完全脱离了交易的最终目的，按它自己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对于银行家来说，重要的是考虑票据的形式是否得当。汇票票面必须有效，不应过期，并不得以不承兑或不付款为由而拒付。此外，汇票不仅仅在卖方——银行——买方这三者之间流通，银行本身也可作为汇票的背书人，在需要流动资金的时候，把它拿到贴现行议付。从受款人到最终的持票人，可能经过一系列的背书人。”

以上票据行为无因性的机能，从根本上体现了票据行为无因性理论追求的是票据交易的简易、迅捷和安全化，保证票据真正能够流通，以充分发挥票据的支付结算、信用等功能。如果以有因性规制票据行为，就会繁琐票据转让手续，使票据交易效率大大降低，并因原因关系的复杂性造成票据交易的安全性无法保障，从而无人愿意受让票据，也就谈不上票据流通。比如上例，当C从B处受让票据时，要调查AB间的原因关系是否有效，是否存在，而单从票据这张纸上是看不出来的，这势必要花费受让人C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A一旦解除与B的合同，直接导致C的票据权利丧失，这是一种无人愿意承担的风险。如此看来，在有因性的前提下，票据的转让十分困难，因为任何一个人要取得票据，都要先行确认背书的真实性，对其前手间的原因关系，也要保持经常的注意。特别是当多次发生背书转让时，要求受让人对此前的每次背书转让的原因关系都要进行繁琐的调查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有因性有害票据流通和交易安全，如果票据不再流通，就完全丧失了票据的生命力，票据的巨大市场经济职能就难以发挥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和票据行为的文义性、要式性、独立性等特征相比，最能反映票据行为的本质。它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在整个票据法理论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

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票据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一大支柱，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依靠票据的不断流通，可以实现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效率化的资金活用。比如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票据的流转，更多地活用贴现、转贴现、再贴现之类的间接金融调控手段，从而调节货币的供给量。现代票据交换制度为票据功能的发挥又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进而又扩展了票据对经济生活的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以票据的安全流通为前提的。如果以有因性代替或干扰无因性，票据流通和票据交易安全就没有保障。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不断加深，确认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勿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