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所得税是指以公司、企业法人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为征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所得税。公司是依公司法规设立的，全部资本由股东出资，并以股份形式构成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实体。企业包括非法人企业和法人企业。我国实行的是企业所得税，纳税人范围比公司所得税大。

个人所得税该如何缴纳

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副局长程法光分别向媒体透露，未来几年国家将考虑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项目。以此为因，社会上有关个人所得税的议论陡然升温其议论焦点一是起征点（即扣除额）如何定；二是搞同一税率还是搞地区差别税；三是综合征还是分类征。这三个焦点将决定个税走向。

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总收入减去固定的扣除部分后再纳税，固定扣除部分包括社会保险等。应当说，目前个人所得税在设置中存在不少不合理之处。一项在四个主要城市展开的调查表明，超过7成被调查者希望扣除额设计得更合理科学，有8成被调查者希望起征点提高一些。其实，增大纳税前扣除部分额度，合理设计扣除额，只是个人所得税最为醒目的一个侧面，与此相关的还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最后指向的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具体设计方案。据悉，有关个税的调整方案年内有望送交全国人大审议，结果虽还未知，但人们对社会经济关系及其调整尺度的认知向“税”这种市场经济的杠杆集中，应当说是改革进程中的一种社会进步。

五大热点——访上海财大胡怡建教授

到底该调节谁？

目前有不少人认为，个人所得税应该是一种个人所得调节税，目的在于缩小收入峰谷之间的差距，那么征税的对象就应该是收入较高的少数人，而不是收入较低的工薪阶层。就像20年前定出800元起征点时，99％的人都不用交个人所得税那样。胡怡建指出，这个看法其实是有误区的，个人所得税并不应仅仅指向富人，其纳税义务人应当是普通公民。从财政学的角度看，普通公民依法向政府纳税，而政府则利用财政收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例如提供军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文化设施、交通建设等等，公民得到了这些产品和服务，就有了纳税的义务。

当然，个人所得税也有收入调节功能，因此对富人课以更高的税收，作为转移支付用给穷人。但是，提供公共产品是第一位的，收入调节功能处于第二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所得税理应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达到了30％左右，而我国目前的相应比重只有6％－

7％。因此，目前的趋势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是普通公民。

起征点该多高？

目前，最多的讨论集中在起征点上。胡怡建认为，确定起征点应当考虑几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基本生活开支是多少；其次是通货膨胀因素；再次是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关的住房、医疗、失业、养老等制度改革，此外还有教育支出，最后还要考虑到地区差异。无论从生活开支还是通货膨胀考虑，目前800元的扣除额确实是偏低，从各种口径计算，扣除额在1500－2000元的水平上比较合理。从地区差异来看，目前就存在着不同的水平，例如上海的起征点是1000元，深圳是1500元。从理论上讲，如果人口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全国统一起征点才有意义，但即便是在人口流动相对容易的西方国家，也存在着不同的地区差异。此外，个人所得税目前是地方税，地方也应当有自主权。

税率如何确定？

胡怡建认为，从目前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对象———工资和薪金所得来看，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的设置中，超过800元的第一个500元适用5％的税率是比较合理的，但对于其后累进税率所对应的收入分组来看（500－2000；2000－5000；5000－20000），收入间距显得太小。其次，将最高的边际税率定为45％也显得有些高，目前西方国家的相应水平约在35％（最高时曾到过80％）。根据经济学原理，当边际税率为0和100％时，政府都会一无所获，因为当所有所得都被政府征收走时，没有人会再从事生产，合理的税率应当既能获得财政收入，又能刺激生产，因而不宜过高，这也是西方国家70年代之后经常使用减税政策的原因。

如何计算公平？

按照目前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工资和薪金按月征收，而其他10项收入按次征收，胡怡建认为，这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税赋，例如收入总额相同的两个人，一个主要由工资和薪金组成，一个主要来自于其他收入，税赋负担就会不同。从国外的经验来看，采用综合征税（根据总收入按年征税）而不是分类征税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途径。此外，成熟的个人所得税税制设置还应以支出为主要考虑因素，例如有小孩或老人的家庭应当享受相对较低的税率。。

改革难点何在？

从目前的具体情况来看，费用扣除水平提高和向综合所得税转化已是大势所趋，但对于综合征收而言，还存在不少技术上的困难。胡怡建提出，不妨考虑分类和综合结合使用的过渡方法，对于目前发生较多的工资薪金、劳务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