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律师圈流传着一句戏谑之言：你又不是警察，凭什么打人。刑讯逼供，在一些公安部门成为一种破案的重要手段。

一位公安系统内部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除非主动招供，否则少有不打的。

来自《青少年犯罪研究》期刊的一篇题为《刑讯逼供调查报告》的文章显示，47.54%的警察调查对象对嫌疑人有过很多次或多次粗暴行为，只有11.48%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有过。近20年因刑讯逼供立案查处的案件平均每年在400起左右，涉案人数近千名，涉及警察400名左右。

来自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在2006年对刑讯逼供所作的田野调查数据显示：检察官方面，在其办理的案件中，只有17%的嫌疑人没有提出遭受刑讯逼供;在法官和律师方面，这一数字分别为11%和1.33%;有70%的服刑人员知道与他关押在一起的人遭受过刑讯逼供。当然，认为自己受到过刑讯逼供的服刑人员只有44%。调查数据的一个推论是，刑讯逼供存在比例较大，但也有部分嫌疑人、被告人试图以遭受刑讯逼供来逃避公正审判。

著名律师李肖霖经办了大量有关刑讯逼供的案子。在1997年前后我经办了第一个有关刑讯逼供的案子，那时，打人还算比较好，比较轻。李肖霖说，刑讯逼供大量存在，公众知道的只是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在刑讯逼供期间闹出人命的事件，这只是冰山一角。在公安内部一小部分人看来，把犯罪嫌疑人打死，只是他们运气不好。

不过，在刘焱焱和其他接受记者采访的律师、法学家看来，刑讯逼供的情况正在逐步好转。整体趋势来看，随着法治观念的增强，刑讯逼供现象有一定程度的减少，特别在一些大中城市。只是因为网络媒体的发达，使得相关案件得以曝光。刘焱焱说。

躲猫猫事件在今年的两会上，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刘白驹提交了2658号提案，建议制定《看守所法》，将看守所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民法学专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梁慧星也在两会期间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梁慧星称，公安机关具有刑事侦查和看守所行政管理的双重职能，这使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手段，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再以此有罪供述作为获取其他证据的手段成为可能。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两会代表们对于司法腐败现象和司法不公现象越来越难以容忍。在今年的两会上，最高法院工作报告赞成2172票，反对519票，弃权192票;最高检工作报告赞成2210票，反对505票，弃权162票。反对票和弃权票正有逐年增加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