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因素的界定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定基础和动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仲裁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也是如此。文化因素，既决定能否建立仲裁制度，更影响仲裁制度的发展和演进。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之范畴。随着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差异，现在文化”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成为众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就法律学科而言，一般将和法律关系密切的文化内容称为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影响并制约着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地位。仲裁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法律文化作为一个外力和基础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法律文化的因素和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一起，共同催发了仲裁制度。同时，在法律制度产生以后，经过长期的发展和融合，一个独立的体系结构不断完善，很多原本是外在的文化因素不断内化为法律制度本身的特质，这时，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因此，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不同的部门法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法律文化。基于仲裁制度本身的特点，我们将这种已内化于仲裁制度的文化因素称为仲裁文化。内在的仲裁文化和外在的法律文化基础都是影响仲裁发展的文化因素。二、影响仲裁制度发展的外在法律文化分析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手段，仲裁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民法大全》中就记载：为解决争议，正如可以进行诉讼一样，也可以进行仲裁。”但仲裁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却始于中世纪。仲裁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产生，和商人阶级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11、12世纪农业的改造为商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创造了机会也提出了要求。许多脱离庄园的农民变成了商贩，更多的则涌入正在形成的城市，变成了工匠或商人。为了适应商事活动的需要，商人们自发组织了一些具有类似裁判权的机构，由商人通过仲裁的方式自己解决商人之间的争议。这时的商事仲裁完全被视为是私人领域内的事项，国家无意过问，法院也不加干涉，商事仲裁处于一种绝对的自治状态。到了中世纪，随着基督教的衰落和中央集权的主权国家的兴起，国家法律与商人法等其他自治的法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世俗统治者不允许商人们行使司法权，经过斗争，王-权承认了商人社会对部分案件具有处理权的地位和效力，但是对商人的裁判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督和审查。到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随着市场经济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国家逐渐认识到商事仲裁在经济贸易领域中的作用，各国纷纷将其作为一项纠纷解决方式规定于法律之中，如英国1889年的仲裁法，美国1925年的联邦仲裁法，法国1807年的民事诉讼法典，德国1877年的民事诉讼法典等。从仲裁制度的产生来看，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其是伴随着一种商人文化而发端的。商人最大的特点即是逐利，逐利的目标之下，尊重选择和效率就成为了商人行事的重要准则。在11、12世纪时，商人能够以自身的组织来处理自身的事务，便是对效率追求的结果。同时，在自身组织内部来解决纠纷，对于第三者的裁断能够遵行并且自动履行，需要充分依赖于商业上的信用。商人的逐利和信用，使得其发展的空间受限较小，在商业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商人之间的规则也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商事仲裁在国际上的应用十分普遍。可见，商人文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逐利的认可，由此而衍生出对效率的要求和信用的恪守，并促进不同民族和国界的交流和往来，仲裁制度正是在这样一种商人文化中产生并发展。也正是这样的发展历程，说明了仲裁制度在其本质上是私法文化的产物。和商人文化一样，私法文化也是缘于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而产生的法律文化。私法文化精神主旨在于主张自由而反对宰制和专断，扎根于市民社会，反映着市民社会的内在精神和价值追求。虽然仲裁制度产生时私法文化远不如后来那样显著，但在西方法早期形成时期，就已表现出浓厚的私法色彩，即便中世纪的私法，民法化的传统依然存在，而且表现出很强的活力。仲裁制度特别体现了私法文化中的意思自治理念。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其有两大前提：自由和理性。自由是指人不受他人强迫的状态，理性则是人类了解宇宙和改善自身条件的能力。这样的理念，是充分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主体性的结果。无论是从开始的仲裁完全不受限制，到后来的司法的严格监督和审查，再到今天的法律的系统规定和司法监督和制约，私法文化一直都是仲裁制度的基本内核。正是这样的理念在背后，才使得仲裁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过度的限制，有着充分的生命力，一直发展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