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行医人存在主观过错并和就诊人死亡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非法行医人存在主观过错但和就诊人死亡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但对一些非法行医情节严重并对就诊人死亡负次要原因的被告人，又该如何量刑呢。司法实践中多各取所需，“两头”量刑，导致量刑的畸轻畸重，造成同案不同判，严重损害了我国《刑法》的公信力。《刑法》框架内的解决办法是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区间层报往下减。

依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之规定，可以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减轻处罚。但是“层报”程序复杂，耗时日久。另外，各级法院对非法行医致死的认定意见不统一，“层报”可能中途就“夭折”了。“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应归入普通过失致人死亡，并且应与非法行医罪数罪并罚。”这种做法一定程度克服了非法行医致人死亡量刑的严苛，增加了量刑的灵活性，但对同一违法行为重复定罪量刑，显然有悖于现代《刑法》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罪名应为公正的刑事责任让路。在“层报”受阻的情况下，对非法行医情节严重并对就诊人死亡负次要原因的被告人不妨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理由为：

第一，从法理上分析。非法行医致人死亡与过失致人死亡实质上构成了法条的竞合，法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一般是特殊法优先、狭义法优先或全部法优先。但“当一个行为同时触犯同一法律的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时，在同一法律的特别法条规定的法定刑明显轻于普通法条规定的法定刑，并缺乏法定刑减轻的根据，而且，根据案件的情况，适用特别法条明显违反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的情况下，应适用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即按照行为所触犯的法条中法定刑最重的法条定罪量刑。”将非法行医情节严重并对就诊人死亡负次要原因的被告人刑期拟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显然违反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且低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按照上述特殊情况下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量刑。

第二，基于立法演进的角度考察。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我国并未规定非法行医罪，非法行医仅视死亡结果是否发生而分别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者行政处罚来处理。1996年10月10日的《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三百零一条规定：“未取得医生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单处或并处罚金；造成病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病人身体健康的，依照伤害罪的规定处罚。”虽然立法者最终没有采纳该条后半段的规定，但是，可以看出“依照伤害罪规定处罚”的立法意图在于确保罪刑相适应，实现量刑均衡。事实上，现行《刑法》把非法行医罪分为三个量刑幅度，正是体现了该意图。

第三，从比较法的视角看。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中对非法行医致死以过失杀人罪或过失伤害罪论处，并且域外各国的《刑法》多将业务过失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得高于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过失犯罪，这是由业务者比普通人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决定的，其违法性和责任的程度更重。所以，非法行医致死的法定刑理应高于一般的过失致死法定刑，以过失致人死亡罪从重在三至七年弹性区间量刑显然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更为适宜，也更合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