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区别于道德等行为规范的最主要特征是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法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规范内容不尽相同，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力量不同，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手段保证实施。

关于忠诚协议的非道德性和不可强制性

无效说在认定忠诚协议是身份行为的基础上，又将理由具体化为非道德性和赔偿的不可强制性。

忠诚协议并未对道德构成破坏。附条件可以使动机（Motiv）提升为法律行为的组成部分。［14］订立忠诚协议的动机就是为了巩固、稳定夫妻法律关系，保障夫妻相互的精神给付。也就是说忠诚协议是以保护婚姻关系为取向的。忠诚协议的成立，对促使当事人慎重对待婚姻是有一定强制作用的。关于忠实义务的规范，既是法律规范，又是道德规范。无效说和延缓条件说都没有特别注意到忠诚协议之第一个法律关系的标的（精神给付）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是忠实协议的正面意义。忠诚协议道德性的一个表现，就是对弱者的保护。尽管忠实义务是双方的义务，但无可否认的是忠诚协议的承诺人一般是男方。民法上的夫妻平等是形式平等，实质平等的实现还需要配套制度和各种手段（包括契约的手段、经济的手段）。违反忠诚协议的责任是过错责任，向对守约方支付财产，对守约方有精神赔偿的作用，对违约方有惩罚的意义。

非道德性所蕴含的另一个问题是忠诚协议会限制离婚自由。因为离婚就要支付赔偿金，就有较大的财产压力。对我国法律而言，在感情确已破裂的前提下的离婚权是形成诉权，忠诚协议并没有伤害到离婚权的这种性质。在忠诚协议中的财产给付强制执行前，违约人即可离婚，不得以尚未执行财产而限制离婚。应当说赔偿与离婚是有牵连的两个法律关系的效力，但不能将它们等同起来。赔偿与离婚可以作为两个案件分别处理。

忠诚协议是当事人自愿订立的，是其违反忠实义务自愿承担的代价，这也是民法意思自由的一种体现。学者指出，忠诚协议是违反忠诚义务一方对自己所有财产的自由处分。忠诚协议和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相类似，均是事先对财产的一种安排。［15］忠诚协议虽然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但它的出现也能使我们感受到夫妻财产个体化或个体本位主义的历史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道德发展变化的影响。

忠诚协议并不是将财产的给付作为允许出轨的对价，所以与道德无损。如果夫妻约定了空床费，作为一种交换，那就违反了善良风俗，法律就不能予以支持。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夫妻在保留婚姻外壳的情况下，一方不断违反婚内情感协议而另一方则不断索取经济赔偿，法院持续为其强制执行情感协议，结果可能沦为夫妻之间情感游戏的裁判或者私房钱的索取工具。［16］

有学者指出，夫妻忠诚协议具有不可执行性。实际上，法律之所以不承认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不仅仅是因家庭生活伦理性所要求的强制性和法定性所决定，而且因为夫妻关系的私密性和非计算性要求法院必须处于一定的超然的地位，公权力不得随意介入家庭生活。［17］问题的关键在于，履行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并未附条件，只是财产给付附条件，人身法律关系的给付不能强制执行，但财产法律关系的给付可以强制执行。在我们将忠诚协议区分为两个法律关系之后，可强制性或可执行性应当是十分明显的。无效说认定忠诚协议为身份关系，认为无法强制执行而无效，忽视了财产给付法律关系的一面。一方违反忠实义务，既损害了对方的身份利益，也损害了对方的人格利益。这里借用学者的一个观点：金钱赔偿非但不足以减损人格价值，反而可以提高其被尊重性。［18］夫妻关系的两极，毕竟是互相独立的两个人格，一方要求对方赔偿并请求强制执行，在法理上应是毫无问题的。

顺便指出，忠诚协议的双方为共有制的婚内赔偿，财产给付的强制执行亦无问题，共有财产的份额可以作为赔偿的经济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十一条未成年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共道德规范，树立自尊、自律、自强意识，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以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和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