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上海远洋运输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克麟，经理。

被告：宁波卫生检疫所。

法定代表人：洪昌华，副所长。

原告上海远洋运输公司不服被告宁波卫生检疫所对其所属“抚顺城”轮卫生检疫行政处罚决定，向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曙区人民法院受理后，鉴于该案在宁波市影响较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报请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审理该案。

原告上海远洋公司诉称，被告宁波卫生检疫所以原告所属“抚顺城”轮上3名食品、饮用水从业人员未持有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健康证书，在出、入境检疫时，经卫生检疫机关指出并要求办理换证签发手续，船长不同意换证，抵制卫生监督为由，作出罚款人民币4900元的决定，既有悖于事实，也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撤销被告的处罚决定。

被告宁波卫生检疫所辩称，原告的“抚顺城”轮上3名食品、饮用水从业人员未持有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健康证书，应办理换证签发手续，但船长两次予以拒绝，系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对原告所属“抚顺城”轮作出罚款4900元的决定，是合法的，法院应当维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1年6月15日，原告所属“抚顺城”轮由日本抵达宁波镇海装卸区。同日，被告宁波卫生检疫所在镇海港区对该轮实施入境检疫。检疫时，发现该轮大厨顾勇康、二厨冯国强、服务员刘波均未持有由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健康证书，遂即要求船方办理换证签发手续，但船长以3名从业人员所持由交通部颁发的海员健康证书是有效的为由，拒绝办理换证签发手续。同月18日，被告在北仑港区对“抚顺城”轮进行出境检疫时，又发现该轮大厨顾勇康、二厨冯国强、服务员刘波仍未持有由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健康证书，为此，被告再次要求船方办理换证签发手续，但船长以“根据上级通知执行办理”为由，再次予以拒绝。之后，该轮这3名从业人员随船出境。同月24日，被告根据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九条第（三）项、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原告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所属“抚顺城”轮罚款人民币4900元。原告不服被告的处罚决定，于同年7月15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总所提出复议申请。卫生检疫总所根据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七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九条第（三）项、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于9月11日作出维持宁波卫生检疫所对原告罚款4900元的复议决定。原告不服卫生检疫总所的复议决定，于同年10月10日提起行政诉讼。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七条第（三）项关于“入境、出境交通工具上的食品、饮用水从业人员应当持有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健康证书”的规定，原告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抚顺城”轮大厨顾勇康、二厨冯国强、服务员刘波系入境、出境交通工具上的食品、饮用水从业人员，应当持有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健康证书，但是，顾勇康、冯国强、刘波只持交通部颁发的经上海远洋医院体检出具的海员健康证书，不符合卫生检疫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被告在出、入境卫生检疫时，要求船方办理健康证书签发手续，是依法行使卫生检疫职权，却两次遭到原告船长的拒绝。故被告对原告所属“抚顺城”轮作出罚款人民币4900元的处罚决定是合法的。

据此，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2年1月11日判决：

维持被告宁波卫生检疫所对原告所属“抚顺城”轮的行政处罚决定。

第一审判决后，原告上海远洋运输公司不服，以第一审判决歪曲有关事实真相，适用法律不当等为由，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第一审判决和行政处罚决定。被上诉人宁波卫生检疫所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第一审判决。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所属“抚顺城”轮大厨顾勇康、二厨冯国强、服务员刘波等3名食品、饮用水从业人员未持有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健康证书，在出、入境检疫时，经卫生检疫机关指出并要求办理换证签发手续时，船长两次予以拒绝，抵制卫生监督，其行为违反了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依法应予处罚。被上诉人宁波卫生检疫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于法有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诉讼程序合法，维持宁波卫生检疫所的行政处罚决定是正确的。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2年5月4日判决：

驳回上诉人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的上诉，维持第一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