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第38条、第39条、第40条关于公民人格尊严、私人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规定为其他部门法及司法解释保护公民个人隐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民法、刑法、诉讼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护法》、《统计法》、《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等单行法规中都有关于隐私权保护的零散规定。但目前对公民隐私权益的民事法律保护主要还是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如《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规定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处理隐私权纠纷的法律依据。

《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亦明确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前两项司法解释仅仅将公民隐私权益归入名誉权中进行间接保护。然而，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发展的权利，与名誉权虽有密切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出现交叉，却是相互区别的两个独立领域，二者的主体、性质、调整范围、侵权方式、保护方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名誉权所关注的是与民事主体名誉有关的事实表述是否真实及评价是否适当，而隐私权所关注的则是民事主体的私人生活安宁以及私人信息秘密不被侵犯。[9]

今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则将隐私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利益，不失为立法的一种进步。但是，该解释仍未从法律上确立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民事权利的地位，隐私权仍不能与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并列，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解释第1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其第3条又规定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其近亲属因此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可见，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在法律上加以规定，在隐私权的保护方面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仅在司法实践上确认将隐私权归于名誉权中加以保护，或作为一般人格利益的内容之一。不对隐私权进行专门立法保护无法解决我国在隐私权保护传统领域的难题(如隐私权保护与名誉权保护的交叉、与言论表达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界限等)，更无法面对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对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提出的挑战。

在隐私权保护法律基础与社会环境都还相当薄弱的中国，更谈不上对网络空间的个人隐私权进行完善的法律保护。同时由于网络本身的开放性、全球性、不完善性，以及人们隐私权法律意识的淡薄，加之隐私权侵权案件的侦察、起诉、取证、审判等方面都存在困难，使公民个人的网络隐私权无法得到基本的法律保护。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网上消费者既无专门的网络隐私保护的规定可供适用，也无法求助于传统隐私权的保护手段进行救济。对网络隐私的保护仅仅限于国内一些网站形同虚设的隐私保护声明

，但这些隐私政策公告大多内容简单，且不涉及对个人资料的使用说明以及相关的安全保证，相反，还附上了许多免则条款，其效果可想而知。

尽管网络隐私可以作为传统隐私的一种新的补充和扩展形式，但没有特别针对网络个人资料的保护和利用的法律规定，仅仅依靠过去的一些立法来保护一般民众的网络隐私权与个人资料是远远不够的，上述规定显然无法对其提供充分的保护。为了规范我国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发展，有关部门曾相继出台了一些规定，其中也涉及到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问题。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用户应当服从接入单位的管理，遵守用户守则;不得进入未经许可的计算机系统，篡改他人信息;不得在网络上散发恶意信息，冒用他人名义发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7条：“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国际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2000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及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的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可以构成犯罪，依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规定都是原则性的，太过于笼统，其保护手段无疑是相当脆弱的，不便于实际操作，根本无法为网络隐私权提供足够的保护。

在网络利用日趋便捷，网络资料储存交换日渐普及的今天，消费者的个人资料和个人隐私如何保护，服务商对取得的个人资料应如何利用和流通，是我国网络和电子商务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在事实上承认网络隐私权作为一项互联网新概念的存在和在法律上对其进行确认并加以保护并不是完全等价的，这首先涉及到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有人主张选择行业自律模式，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长期以来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不甚重视，此外不论是商业网站还是公民个人的隐私权观念都很薄弱，这是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积淀所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因此，笔者主张应借鉴欧洲大陆国家的立法规制模式而非美国的行业自律模式。此外，针对有的学者倾向于在不同的法规中对网络个人隐私权进行保护的分散立法体系，[10]我们认为，对于连专门的隐私法都没有制定的我国而言，保护网络用户个人资料的任务尤为艰巨，网络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的立法所涉问题更为广泛，阻力也更大。若再将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依赖于不同的部门立法，不仅会造成体系的混乱和不完善，也会使网络隐私权立法成为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因此，不宜施行。

我们应该在考虑本国国情的同时，积极关注国际上的立法趋势和立法动态，从中吸取可行的经验措施，形成我国网络隐私立法的一般方式和原则。并逐渐向隐私保护的国际标准靠拢，取得国际协调，争取在电子信息网络建设和发展刚刚起步的时候取得主动。首先应从法律上明确隐私权作为独立民事权利的地位，进而尽快制定《隐私权法》，既加强对隐私权的传统法律保护，也重视对信息时代下网络隐私权的调整，建立一套完整的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在目前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拟定相关条例、决定或司法解释，填补我国网络隐私保护方面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