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在最高立法机关获得通过之后，笔者的邮箱里就不断收到各类培训机构发来的开课通知，抬头一般是大中小型各类企业的人力资源部，主讲人既有官员也有学者，还有劳动法专长的律师和人力资源管理专家；招揽学员的亮点却只有一个：如何规避劳动合同法，降低企业的用人成本。

对这类涉法广告，我一般是不屑一顾就投进垃圾箱的，但收到的太多了，心里不免有些没底：劳动合同法真的能被规避吗？此后几个月，陆续爆出的华为的万人辞职事件、沃尔玛的突击裁员事件、泸州老窖的劳务派遣事件等，笔者才恍然大悟：姑且不论事后工会的强力介入和部门的果断叫停，铺天盖地的培训原来真的有效！各个企业现学现卖，课堂理论被迅速转化成了避法实践！

或许再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能够像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一样令整个社会都感到焦虑了。在新法实施前夜，无论外资、国企、私企，还是事业单位，都在忙着规范用工形式。普遍做法是不再直接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改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花钱买断老员工工龄，以避免和他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干脆裁员。而从四零五零到进城谋生计的外来工，从国企私企到外企劳工，从商务楼白领到部分事业单位员工，都在忐忑不安地等待一纸劳动合同之下自己未来的命运安排。

这并不是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初衷。新法出台后的一波三折，有点出乎立法机关和执法机构的意料——谁曾想到本来已经定纷止争的法律还有巨大的规避空间；但从立法过程中激烈的利益博弈来看，似乎也应该在意料之中。从以董保华教授为代表的劳资平衡派与以常凯教授为代表的劳工优先派激烈的学术争论，到劳动合同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劳动者血与泪的控诉，再到欧盟商会和美国商会威胁撤资的强硬表态，在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前，企业的强力反弹就有迹可寻，规避只是手段之一。

法律是多种社会利益的平衡器，即便是以保护劳动者为己任的劳动法律也不例外，社会利益的差异与冲突决定了法律调整与平衡的相对性。但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背景有其特殊之处，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廉价劳动力支撑起来的经济高增长率不仅有害社会公正，更缺乏可持续性；二是中国社会价值取向的演变，唯GDP论、重商论要让位于以人为本，保护劳工权益。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劳动者正当的劳动权益，其本质是对中国长期劳资不平等带来的诸如血汗工厂、以死讨薪等巨大社会不公的一次矫正。在社会领域，法律从古至今都是朝着更多地赋予劳动者权利与更加地保护劳动者权益前行的。从罗马法中与物并列的对人租赁到劳动者成为宪法的权利主体；从春秋时期匹马束丝换8个奴隶到劳动者成了国家的主人翁；从日工作时间16小时到8小时的演进、劳动年龄8岁到16岁的提升、饥饿工资到最低工资的保障、劳动者自担风险到雇主无过错承担责任的法定原则，都无一不证明着这一趋势和规律。

因此，企业从培训师那里学到的小聪明无论是在制度设计层面还是立法初衷层面都是走不通的，误读、规避劳动合同法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得不偿失。希望相关的企业吸取规避受挫的教训，真正承担其企业的社会责任，通过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来稳定劳动关系，促进企业长远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