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加入ＷＴＯ后，面临一些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在国际技术许可中进行不合理限制的巨大压力。而我国虽然已经制定了对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规制的相关法律，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但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本文重点论证应建立一个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对国际技术转让中规制限制性商业行为的法律体系，以维护我国在国际技术贸易中的利益，保障我国国家经济的安全。关键词：限制性商业行为；法律规制；反垄断法国际技术贸易中的限制性商业条款，也称限制性商业行为，是指通过滥用或者谋取滥用市场力量的支配地位，限制进入市场或以其他方式不适当的限制竞争，对国际贸易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及其经济发展造成或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由于我国在技术贸易方面起步较晚，我国对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与发达国家、地区和国际条约的规定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我国应构筑并不断完善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对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体系，以实现其与国际社会先进经验的接轨。一、以反垄断法为核心对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分析1．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知识产权的滥用，弥补民商法调整的缺陷。知识产权的滥用要受到知识产权法自身规范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到民法的基本原则的限制和主要作为公法的反垄断法的限制。它们从各自特有的角度出发，确保知识产权这一合法垄断权的行使不背离法律设定它的基本宗旨。无论是知识产权法自身规范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还是民法基本原则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受到民商法自身固有性质和手段的局限，并不能解决个体同社会之间的全部矛盾，也不能满足社会和时代发展对法律的全部要求。此时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予以规制的任务就最终落到了反垄断法上。《反垄断法》是保护自由竞争为基本使命的法律，素有经济法宪章”之称。如果在《反垄断法》中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则当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通过保护竞争所要实现的社会整体目标相冲突时，《反垄断法》应当优先适用。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运用各种调整手段来弥补传统民商法的缺陷，以不断解决个体的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调控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1］因此，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约束与限制，一方面可以运用各种调整手段来弥补传统民商法调整的缺陷，以不断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调控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反垄断法所进行的限制必然主要运用公法的方法，有专门机关的主动介入，这种刚性调整比知识产权法的软性调整能取得更有效的法律效果。2．有利于完善我国对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有效规制的法律体系。实际上，禁止市场支配地位滥用制度是《反垄断法》实体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属于结构性行为规制制度，典型的体现了反垄断法的本质和特点。其依据是由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具有滥用这种地位的可能性，其相对于其他企业更容易从事违法行为，因而《反垄断法》需要对其进行特别的关照”——监督、控制。《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在我国属于行政法规，其法律效力层次是不高的，如果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一起组成我国的经济宪法”，那么我国关于技术转让及其他经济领域的法律便会更加成熟和完善。3．有利于与国际社会接轨，维护国际技术贸易市场的公平竞争。《ＴＲＩＰＳ协议》规定，各国有权在其国内法中对可能构成对有关市场竞争具有不利影响的知识产权滥用的专利权使用做法和条件详细载明，并可采取适当措施阻止或控制此种做法和条件。尽管各国或地区使用的名称和立法模式有所不同，但其立法宗旨却是共同的，即都是为了反对和禁止限制、妨碍正当竞争的垄断行为，保护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这类强制性规定无条件地适用于转让合同，包括技术受让方和转让方各自国家的规定，已经成为国际技术转让民法典律适用领域公认的惯例，即使当事人对合同的准据法作出有效选择，这些强制性规定”仍应优先适用。因此，应该侧重在反垄断视野内对国际技术贸易中出现的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规制，将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国际条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