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原则与人权保障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实现人权保障的一个途径，但是，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未能得到很好的实施，这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1、观念上的原因

首先，受犯罪控制观念的影响。我国长期在刑事审判领域奉行犯罪控制至上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必然结果是在审判领域的有罪推定，于是，有罪推定成为刑事审判人员的一种潜在的意识。刑事审判人员是在被告人很有可能有罪的观念下进行审判，将被告人视为犯罪人，在这种心理的指引下，审判人员会倾向于检察院提供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而不论这种证据是否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样，使本来检察院承担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转嫁给了被告人，让被告人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被告人往往被剥夺了一般公民所能享有的权利，以防止其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抵御司法追究、逃避惩罚，司法人员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职业责任感，在严厉打击犯罪的思想指导下，对一些证据不足，本应当做出不起诉或无罪判决的案件迟迟下不了决心，惟恐放纵了犯罪，使得为法律所正式确认的疑罪从无规则的贯彻远远不能到位。从而侵犯个体权利的现象便水到渠成。而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正是在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这必然会导致与犯罪控制至上的价值观念的冲突。

其次，是受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影响。有些人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不是我国刑事诉讼原则的核心原则，而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诉讼的根本准则，因而，在审判时，应以查清事实为核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应从主观上先断定犯罪嫌疑人无罪，从而忽视揭露和惩罚犯罪分子，造成漏捕、漏诉。［］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植根于刑事审判人员的观念中，因此，在审判中往往偏重证实犯罪，揭露犯罪，惩罚犯罪，以至在采证时，无论是合法证据还是经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只要是能证明犯罪事实存在的，一律予以采证；对于那些缺乏既无口供又查无实据的，久审不判；或者在罪与非罪之间、重罪与轻罪之间、重罚与轻罚之间，审判人员常常怀着不放过一个坏人之心，判处有罪、重罪、重罚，以致受冤枉的无辜者不乏其人。因此，在这种观念下，在时下的中国，法官作出无罪判决可谓难于上青天。

第三，对法律移植的排斥心理。无罪推定原则虽然是符合国际潮流的一项先进的法律制度，但对我国来说却是舶来品。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界不少人对无罪推定原则存有一些偏见和误解，对该原则曾经长期持批判态度，指出无罪推定原则不合中国的国情。这种态度致使这一原则未能在我国学术界和法律中得到肯定。我们的大多数司法人员受其影响，习惯于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被告人，即所谓进门三分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2、立法上的原因

首先，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可以看出，我国采取的是否定式，否定式最大的缺陷就是内涵模糊、不确定。就字面而言，它含有既不推定有罪，也不推定无罪的立论，显得底气不足。

其次，沉默权的缺失。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保持沉默或者拒绝回答和陈述的权利。无罪推定原则必然要求确立沉默权，［］沉默权是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诉讼权利，沉默权的本质就是不被自证其罪的权利，公民个人或任何人都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因为根据天赋人权的理论，人是生来就是无罪的，人的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因而是无须证明的，证明被指控人有罪的责任及不利的法律后果概由控诉方承担，被指控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国家要把他推向罪犯的地位，就必须提出有罪的证据。否则，任何人的无罪法律地位不变，就不能转化为罪犯［］．但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相反却规定了这些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推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亦即由被告人自证其罪的司法理念。沉默权是实行无罪推定原则的逻辑结果，没有沉默权，无罪推定原则要么不够彻底，要么没有。

3、司法实践中的原因

刑事案件一般都由检察院作为控方，而检察院在此种情况下身兼两职，既是控方，同时又是法律监督者，如果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的话，那么同时也就是判决检察院败诉，而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会认为自己的很没面子，因而就有可能进行抗诉。因此，实践中，为了协调法、检两家的关系，做到相互帮助，分工协作，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控方证据不足，一般不作出无罪宣判，而是建议检察院撤诉。

无罪推定原则的意义

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并没有引入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上只是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立法者称中国刑事诉讼法引入了无罪推定的精神，是根据国情需要而不是全盘照搬理念。如果无罪推定原则完全引入中国，这将是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

第二，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辩护权为核心的诉讼权利，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作用。

第三，有利于进一步明确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和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

第四，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