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某与刘甲、刘乙、张某四人原系朋友关系，经常共同吃吃喝喝并进行一些偷盗等违法犯罪活动。后因琐事，金某与刘甲发生矛盾，导致刘甲、刘乙、张某三人与金某疏远。某日，金某与其他朋友在餐馆吃饭遇刘甲、刘乙、张某三人，挑衅说“既然不是兄弟那就是敌人，哪天咱们干一下子”，造成双方再次口角。饭后，金某打电话给刘甲“我在火车站北广场等你们，你们仨别拉松套，咱干一下子”，刘甲、刘乙、张某遂赶往约定地点，其中张某并邀集其两名朋友齐某、石某一同到场。到达约定地点后，刘甲一方从车上拿下镐把等工具，已在场等候的金某见刘甲等到场，首先用随身携带的砍刀砍伤刘甲，后双方均动手互殴，至警察到场制止。经鉴定，本次斗殴造成金某轻微伤，刘甲轻伤，刘乙轻微伤后果。

【分歧】

该案审理中，对刘甲、刘乙、张某、齐某、石某以聚-众斗殴定罪处罚均无异议，但对金某定罪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金某虽持斗殴故意，但无聚-众行为，其造成对方一人轻伤，应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金某持斗殴故意，同时约对方多人与之殴斗，符合聚-众斗殴犯罪构成，应以聚-众斗殴定罪处罚。

【评析】

笔者同意以聚-众斗殴罪对金某定罪处罚的观点，并有以下两个角度上的理论支撑：

1.共犯理论视角

有观点认为，共犯是行为人之间达成协作犯罪的意思联络的行为，而这种协作合意具有指向的一致性。聚-众斗殴犯罪中，对立双方之间邀约互殴，行为指向互为对方，不具有指向的一致性，故双方之间不构成共犯关系。笔者认为，聚-众斗殴犯罪是刑法上最具典型意义的对向犯，该罪的典型形式是对立双方达成互殴合意并实施互殴，共同形成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后果，双方均成立犯罪，且构成同一罪名，处罚亦以双方同时处罚为原则。这符合必要共同犯罪的典型特征。否认斗殴双方构成共犯的观点，其逻辑局限在打斗行为具体作用对象的不同上，没有把着眼点放在侵害法益也即客体的共同上，进而忽视了共同形成参与斗殴合意、共同到场打斗、共同造成社会公共秩序破坏后果的诸多共同性。所以，除非一方无斗殴故意的不典型聚-众斗殴场合，聚-众斗殴审判实务中，应以双方间构成共犯为理论基础予以研究。认为本罪双方之间构成共犯，此中之“众”，即为持斗殴故意的双方人数之和。本案中金某一方虽为一人，但双方人数整体为众，仍应以该罪定罪处罚。

2.解释学视角

本案中，金某出于报复和逞强斗狠动机，主动挑起事端，向对方多人发出邀约“甩点”打斗，并首先持械攻击对方，引发两方械斗，造成多人轻伤轻微伤后果和现场社会公共秩序的严重破坏，金某行为性质较之刘甲一方更重。现刘甲一方已确定构成聚-众斗殴犯罪，且其因持械还应以加重法定型处罚之下，金某因己方人数问题面临出罪可能，这是不能为善良的民众接受的，当然更不能为刘甲一方所接受。较之为轻的一方构成本罪，而较之为重的一方不判定本罪而另定一轻罪(假如刘甲一方无轻伤后果，甚至要不认定为任何犯罪而只被行政处罚)，也不符合“入罪举轻以明重”的当然解释逻辑。所以，对金某有以聚-众斗殴定罪处罚的必要性。

在有以本罪处罚的必要性之下，其可能性就涉及对本罪概念的解释，即能否通过对聚-众斗殴概念文义进行解释，使金某的行为事实能被涵射于聚-众斗殴犯罪规范(条文)之中。

由于有斗殴(对立双方相互打斗)这一中心词限制，我们通常把“聚-众斗殴”理解为纠集多人与他人打斗，进而对“聚-众”理解限制于纠集己方多人的框架中。“聚-众”词目解释为：聚集群众;把许多人召集在一起。但以殴斗意图向对方多人发出邀约，要其来与己方殴斗，此中“邀约对方多人”与邀约己方多人一样，并未超出“聚-众”词目解释以及聚-众斗殴罪中“纠集多人”的语义范围。将向对方多人发出殴斗邀约解释为“聚-众”，虽是对常规、经验性理解的扩张，但仍未突破“聚-众”一词的文义射程，这使聚-众斗殴语义作扩张解释成为可能。

在扩张解释存在必要性和可能性之下，本案中，我们应对“聚-众”作扩张解释，对金某行为按聚-众斗殴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