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自身规律和著作权法的独创性要求出发，临摹不应被视为一种复制行为，临摹作品应该享有著作权。中国画的学习传统是以临摹起步，通过临摹掌握笔墨技巧，达到一定熟练程度后才进入写生阶段。而在国画的传统中，临摹他人作品也是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相当多的知名画家都以临摹前人作品著名。例如张大千早期以临摹清代大画家石涛等人作品闻名，又如齐白石临摹徐渭作品。很多此类作品名为临摹，其实临摹作品与原作相比多有超越，完全可视为再创作。在书法中临摹的作用更是无可替代。由于书法艺术的特殊性，临摹几乎是其惟一的学习方式，且临摹在书法中也是极为重要的创作方式，对碑碣法帖的临摹，多则全篇数万字，少则一字，或者神形俱备，或者遗貌取神，皆足以构成一幅作品。相当一部分书法家毕生致力于对某位先人或某种书法风格的临摹学习，并以此名世，其作品很多都是临摹品。由以上可见，临摹实际上是由作者通过对原作的观察、体会、思考，根据自己的经验，以一定方法和技巧，人工地再现原作的外在形态及内在精神。这种人工的摹仿与采用物理方法进行的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复制方式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在其过程中需要作者高度经验技能的参与，且由于作者艺术修养和能力甚至思维方式、思想感情的不同，不可能与原作完全一致，而必然有某些方面的突破或超越（不论水平的高低），即使同一个人进行的两次不同临摹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而后者凭借特定的仪器设备和技术手段，可以无须人工参与，对原作进行数量无限且基本一致的仿制。只要技术手段足够高，就可以由任何人完成无限接近原作的复制。所以，单纯从实现方法上看，临摹与修改前的著作权法中所列举的对美术作品的“其它”（姑且按它的规定把临摹也列入其中）复制方法就很不一样。而对美术作品的临摹与对文字作品的抄写、对音像作品的翻录这些其它著作权客体的复制行为有着更大的区别，其本质就在于前者无疑需要人的精神活动（欣赏、思考、判断、取舍、组织甚至重构）和主观经验技巧的参与，而后者完全可以是无意识的。不夸张地说，一个人可以在大脑一片空白，不投入任何精神活动的状态下抄完一本书，或者录下一盘磁带，而决不可能这样临摹完一幅画。1903年，美国的Holmes法官指出：对艺术作品的临摹无论怎样与原艺术品相像，它总多少反映出临摹者自己才有的特点，即可享有版权的东西。所谓的“手工复制”艺术品行为确实也是存在的，如享誉中外的荣宝斋木版彩色套印技术，以数百至数千块木制雕版，经过上百道水墨及彩色套印工序仿制古代名画。但这种已经高度技术化、手工业化和批量化的仿制与作为个人艺术活动的临摹完全不是同样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