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刑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对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期执行，取决于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尽管判处死缓也是判处死刑，但判处死缓的罪犯除个别以外一般不再执行死刑。这样，对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期执行，对犯罪分子来说往往是生死两重天。因此，在相关立法、司法解释尚未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准确裁量犯罪分子是否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从而作出选择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期执行的判决，无论是对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还是发挥死缓在限制死刑适用中的重要作用而言，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那么，哪些死刑案件属于应当立即执行，哪些属于应当缓期执行?这是一个关涉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当犯罪行为触犯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之罪的，在具有从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该情节可以作为适用死缓的依据。当犯罪行为触犯相对确定死刑之罪的，在既具有相应的从重处罚情节又具有从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可见，对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期执行，是否具有从轻处罚情节是一项重要的考量因素。这种从轻处罚情节，既可能是法定的也可能是酌定的。在司法实践中，以下情况一般可视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从而可以考虑对被告人适用死缓或者其他较轻刑罚。

第一，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未遂、从犯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可不立即执行。1999年9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指出：“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司法实践中，自首情节是裁量死缓中适用最广泛的法定从轻情节。

第二，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告人如实供述同种罪行，或者能如实坦白交代罪行，认罪态度好，确有悔罪表现和酌定从轻情节的，可不立即执行。被告人如实供述同种罪行，其价值和意义有时并不逊色于自首情节。尤其是供述同种较重罪行的，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一般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坦白交代罪行，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和酌定从轻情节的，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故可不立即执行。

第三，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或者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地位以及犯罪后果等具体情节，可不立即执行。如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犯罪案件中，只有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对于手段不是特别残忍、情节不是特别恶劣的，可以考虑适用死缓或者其他较轻的刑罚。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一般应坚持同一案判处死刑不要过多的原则，应当对最重要的主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其他可适用死缓或其他刑罚。

第四，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案件系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激化引发的，可不立即执行。《会议纪要》指出：“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因婚姻家庭矛盾而引起的杀人、重伤案件，其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具有特定性和局限性，行为往往带有突发性，危害结果发生后犯罪人往往会醒悟悔罪。因邻里纠纷等引起的杀人、重伤案件，往往都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对于因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死刑案件，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防止新的冲突。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中旬再次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决定》第35条明确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案件等具有酌定从轻情节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注重发挥死缓制度既能够依法严惩犯罪又能够有效减少死刑执行的作用，凡是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的，一律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第五，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案件因被害人过错引起的，可不立即执行。《会议纪要》指出：“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害人过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因而是分析、考察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小的重要依据。被害人过错可分为严重过错、明显过错、激化矛盾过错和一般过错。对于一般过错，过错程度轻微，尚不足以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的发生、行为方式和侵害强度产生较大影响的，一般不考虑过错情节而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双方对案发都有过错的，要分清哪方是严重过错，哪方是一般过错。对于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明显大于被告人过错的，对被告人可酌情从轻处罚。

第六，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告人确有悔罪表现，其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已获得被害方的谅解，且不属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可不立即执行。被告人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犯罪造成的实际危害，反映了被告人具有真诚悔罪的态度，并因此得到被害方的宽恕和谅解，显示了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追缴、退赔后，挽回了损失或者损失不大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然，对于罪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并不能仅因为赔偿得好，又得到了被害方谅解，而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需要十分慎重，要结合具体案情，综合考虑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第七，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告人作案时的年龄、智力和身体状况等自身因素，可不立即执行。如对于年龄超过70周岁的老人、智力低下的人、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犯罪的，尽管罪行极其严重，一般不宜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应考虑适用死缓或者其他较轻刑罚，体现刑罚的人道主义关怀。

第八，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告人作案时系间接故意，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比直接故意相对要小，且有其它酌定从轻情节的，可不立即执行。正如《会议纪要》指出的那样：“在直接故意杀人与间接故意杀人案件中，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是不同的，在处刑上也应有所区别。”

第九，罪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案件个别事实情节难以完全查清，而在量刑时留有余地，可不立即执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案件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仍有个别影响犯罪危害程度的事实未查清或不可能查清的，或者同案人之间的罪责未查清或不可能查清的，可以适用死刑缓期执行。如没有直接查获贩毒犯罪分子的毒品，贩卖毒品的数额是凭口供及言词证据而认定，缺乏定性定量分析的，宜适用死刑缓期执行。在共同杀人或共同伤害致人死亡案件中，当多数案犯在逃的情况下，谁是直接致人死亡的凶手或谁是主犯未能查清，就不能对已归案的少数案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应判处死缓刑，以留有余地。

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知道，在上述九种情况下是对犯罪分子是可以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而此时往往就会判死刑缓期执行。要是在死缓执行期间表现良好，没有故意犯罪的，那么一般在2年后就会减为无期徒刑。

一、适用的条件是什么？

1、因严重贪污受贿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从立法内容上，《刑法修正案(九)》对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作了严格的限定，即只能适用于被判处死缓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那么，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罪行也就必须符合死刑的适用标准。如上所述，立法的本意是将终身监禁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因而终身监禁的适用对象必须是针对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罪犯，而基于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其判处死缓。此种立法原意也体现在死缓犯终身监禁的适用必须符合该条第1款规定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而非该条第2款关于一般死缓的适用条件之规定。依据该条第1款的规定，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适用条件是“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上述贪污罪、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四个条件中，其他三个条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之含义和情形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亟需最高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以保证司法实务中正确而统一地予以掌握和运用。

2、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衡量应当适用终身监禁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是否适用终身监禁的依据，是其“犯罪情节等情况”。然而，上述立法和司法解释并未对此“情况”做出具体规定。一般而言，所谓犯罪情节，是指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以外的、与犯罪行为或犯罪人有关，能够影响犯罪人刑事责任(主要是量刑)的各种情况，包括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的后果、犯罪的时间、地点等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犯罪情节并非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时所要考虑的唯一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情况需要考虑，因而立法上使用了“等”这样的模糊用语。参酌与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相类似的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相关司法解释，此处的犯罪情节等情况应当包括犯罪情节和人身危险性等情况。就贪污受贿犯罪而言，一般应考察贪污受贿的次数、持续的时间、贪污对象是否为特定款物、贪污受贿赃款的具体用途和去向、是否退赃及退赃比例等各种情形。在综合判断相关犯罪情况后，如果认为对严重贪污受贿罪犯判处一般死缓(即二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可以减刑、假释)尚不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适用终身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