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状

答辩人(被告人)：张某，女，汉族，1983年7月1日出生，现住在河南省某县某乡某村，现被羁押于惠州市惠城区看守所。

被答辩人(原告人)：蔡某，男，汉族，1963年12月27日出生，现住在河南省某县某乡黄庄，系死者蔡某某的父亲。

被答辩人(原告人)：鲁某，女，汉族，1962年9月25日出生，地址同上，系死者蔡某某的母亲。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诉状》，答辩人已于2011年2月18日收到，现依法提出答辩状如下：

第一、答辩人不属于刑事侵权人，不应赔偿原告人因被害人蔡某某死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本案中：

1、答辩人与被害人蔡某某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经过法医鉴定，受害人蔡某某的死亡，系坠楼而导致。无论是蔡某某系被他人推下楼导致坠楼死亡(他杀)，还是企图逃离他人的监视因为意外而坠楼死亡(意外)，甚至系不甘受到人身限制而自杀从而导致坠楼死亡(自杀)，都与张某没有必然联系。

如果是第一种原因导致，那么杀害受害人蔡某某的凶犯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是第二种原因，则不构成刑事犯罪，监视、限制蔡某某人身自由的传销组织领导人钱某、张某及其指使的监视人员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是第三种原因导致，则传销组织领导人钱某、张某及其指使的监视人员也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而一方面公安机关没有查明导致受害人蔡某某坠楼死亡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证明答辩人张某将受害人蔡某某系传销组织领导人，更不能证明答辩人张某监视或限制受害人蔡某某人身自由，毫无疑问蔡某某的死亡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2、答辩人发展被害人蔡某某进入传销组织，不构成刑事侵权行为。

答辩人张某发展受害人蔡某某为传销组织下线，一方面是受到张某和蔡某某共同的同学钱某的强迫并提供电话号码，另一方面张某在迎接蔡某某到惠州时受到钱某、张某指派人员跟随监视，而且张某仅仅发展了一名下线，毫无疑问不构成情节严重，也就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所规定的非法经营罪。既然在2007年案发时答辩人张某不构成犯罪，那么无论答辩人是否构成2009年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根据《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张某都不构成刑事犯罪，原告人提出刑事附带民事也就失去了法律前提。

第二、原告人的经济损失来自于真凶钱某、张某限制被害人蔡某某的非法行为，与答辩人的的行为之间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

答辩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原告人的经济损失自然不应当由答辩人赔偿。真凶钱某一方面强迫答辩人将同学蔡某某骗到惠州，另一方面指使他人监视受害人蔡某某甚至限制蔡某某的人身自由，导致蔡某某不幸坠楼死亡的责任，应当由真凶钱某、张某依法承担。仅仅因为张某被真凶钱某的强迫下打出一个电话，就要求同为受害人的答辩人张某承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刑事责任和受害人蔡某某死亡的民事赔偿责任，毫无疑问不仅对弱女子张某不公平，也对受害人蔡某某不公道。其直接的结果就是，答辩人承担着真凶的法律责任，真凶却因为种种原因而逍遥法外。

第三、答辩人对受害人的死亡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愿意做出相应的补偿。

答辩人张某与受害人蔡某某系同学关系，答辩人在两人共同同学(班长)钱某的强迫下，根据钱某提供的电话号码，按照钱某安排，将受害人蔡某某骗到惠州并带入钱某为首的传销组织。虽然答辩人对受害人蔡某某的死亡不负有法律上的直接责任和必然责任，但是毕竟答辩人也存在道义上的过错。所以，答辩人张某愿意对原告人的损失作出力所能及的补偿。同时，答辩人张某也愿意配合司法机关，将真凶钱某、张某绳之以法，以告慰同学蔡某某的在天之灵，还受害人一个公道，还社会一个公平，还自己一个清白。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本案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其请求赔偿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判决驳回原告人的诉讼请求。但是，本着解决社会矛盾并抚慰原告人的原则出发，答辩人愿意承担一定的道义责任，尽自己的努力作出相应的补偿。答辩人再一次呼吁司法机关，注意到是逍遥法外的真凶制造了今天的悲剧，希望能够将其捉拿归案。同时，答辩人也向原告人表示歉意，愿意弥补自己给原告人造成的损失，并支持原告人向有关部门请求缉拿真凶、惩办凶手、讨还血债。

此致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张某

2016年XX月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