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三章对三种数额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销售金额”数额巨大是该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在2011年1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它还规定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中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价值额”。2004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一）规定了知识产权犯罪的具体量刑标准财产权，以及“非法经营数额”这一概念被纳入量刑标准。

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对已售完的销售金额的计算，往往以查明的具体销售金额为依据，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在司法实践中没有争议。至于制造、储存、运输或者尚未销售的货物价值的计算标准，由于该标准的适用不统一，在实践中难以认定，司法上存在很大混乱。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标准直接关系到行为人的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等重大问题，其适用的确定性需要进一步统一和明确。司法解释的认定标准根据《第一解释》对“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对制造、储存、运输或者尚未销售的侵权产品，其价值的计算标准有三个：价格，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平均销售价格和侵权产品的中间市场价格。

价格可以理解为侵权产品上标明的价格。在实践中，有的反映侵权产品的价值，有的则可能反映侵权产品的价值。这种方法虽然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侦办中易于计算，但其自身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办案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合理性。

以被认定侵权产品的实际平均销售价格来判断非法经营数额，本质上是犯罪人的一种推定。在实践中，它是反映罪与罚的最合适的计算方法。但在方法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即侵权产品的实际售价越高，相应产品的质量越好，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越低。但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因为价格高而受到更重的处罚，反之亦然。

虽然侵权产品的中间市场价格是实践中争议最大的标准，但其制定具有一定的法律合理性。在实践中，被侵权产品的中间市场价格往往高于行为人的实际销售价格。计算标准通过数额本身反映了被侵权产品所附知识产权的价值，可以说是一个较为严厉的刑事处罚标准。此外，该标准具有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侵权产品的市场价格是公开的，也便于调查机关调查。这种方式的缺陷在于，计算出的货值金额可能过高，以此为依据的罚款可能超出合理范围，不能充分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和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非法经营数额的确定，应当选择最能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标准，但不是基于调查的难度。

知识产权犯罪大多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我国刑法对所有知识产权犯罪都规定或只规定罚款，这也体现了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制裁精神。专家认为，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犯罪行为中牟利，这是有效遏制知识产权犯罪的重要原则。因此，在确定非法经营数额时，还应充分考虑处罚对非法经营的抑制作用，进而选择适当的非法经营数额计算标准。

对于认定侵权产品的价格和实际销售均价，如果两者都能查出来，如何选择适用的价格是解决计算标准冲突的办法。有人认为，从司法解释的初衷和罪刑相适应来看，应当优先考虑认定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均价。究其原因，标准比价签更能体现侵权产品的价值，更能准确反映行为人造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程度。专家认为，当计算标准发生冲突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的角度选择适用。价格也是被告人主观犯罪故意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也包含了被告人的犯罪目的。有时，价格能更客观地反映被告销售侵权产品的主客观状态和社会危害程度。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实际销售均价更符合罪刑相济的原则，而应将犯罪嫌疑人的利益给予被告人，并采取措施以认定数额低的手段计算非法经营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