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女儿非亲生可以撤销房屋赠与。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除外。受赠人存在法定情形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移送管辖裁定可否再审撤销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移送管辖是在法院受理案件后审理案件前进行的，并且在一审时移送，所以再审的案件是不能撤销移送管辖的裁定的。

在法律依据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司法解释将其限于“违反专属管辖、专门管辖以及其他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的”情形。该再审事由在修法时被删除，这也成为管辖权异议裁定不应再审的立法依据。但反对者认为，“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被删除，并不意味着管辖权异议裁定本身不能被再审，该类生效裁定也可能存在诸如“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等再审事由。从笔者经历与了解的修法过程看，上述理解难言符合立法本意。因此，无论是《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还是专门受理抗诉案件范围的《解释》第四百一十四条，均未将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纳入再审范围。尽管《解释》条文似乎并未明确将管辖权异议裁定排除在再审对象之外，但就条文起草技术而言，将不予受理、驳回起诉裁定作列举，实际上就是对其他裁定作了排除。

就管辖制度的功能和目的而言，防止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从来不是其制度设计考量的重要因素。管辖是对一审案件的数量分配，包括横向分配（地域管辖）和纵向分配（级别管辖）以及特殊分配（专属管辖、专门管辖等）。对国内民事诉讼而言，确定管辖的最重要根据就是法院审理案件和执行案件的便利性。尽管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无疑也损害了民事诉讼的平等原则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但减少和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不能仰仗管辖权异议制度。因为只要管辖法院为一方当事人所在地法院，地方保护主义总有可能发挥作用——或利于原告，或有利于被告；对于不在同一省级区域的双方当事人，除非最高法院一审（这不现实），即使调整级别管辖作用也有限。所以，从管辖异议制度上寻找根治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药方，无疑是缘木求鱼。要从根本上克服司法地方化，只能通过更高层面的司法体制改革加以解决。

就司法实践而言，允许管辖权异议裁定被再审的最大弊端在于严重影响案件实体审理，降低司法效率，甚至成为被告方恶意拖延诉讼的手段。尽管从法律效力讲，管辖权异议裁定生效后，当事人申请再审并不能阻止一审实体审理的推进，但如果当事人在实体一审中提出其还在就管辖权问题申请再审的话，为避免诉讼行为无效，一审法院往往会中止实体审理；如果对管辖权异议已经裁定再审，实体审理当然更不能再继续了。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当事人管辖异议的提出应当在一审答辩期内，答辩期届满后，当事人再对管辖法院提出异议，不产生诉讼行为效力，法院无需就此异议作出专门的裁定。但管辖权作为法定的诉讼要件，其合法性问题也是法院依职权审查的事项之一。所以，《解释》第二百一十一条“立案后发现本院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的规定，并没有限定诉讼阶段。《解释》第三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违反专属管辖规定的，应当裁定撤销原裁判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即二审法院依然要依职权审查，但限于一审法院是否违反专属管辖的情形。在再审审理中，一般不再审查管辖问题，除非实体判决也严重错误，需要一并纠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第六百六十三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