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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5)一中民再终字第12966号案的当事人暨再审申诉人XX，我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请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予以抗诉。

诉讼请求：

1.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回避本案审理，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定北京市高级法院或国内任何一家除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之外的中级法院审理本案。

2.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再审裁定。

3.请求由审理法院在开庭15天之前告知我本人，以便我根据二审错判所产生的后果以及在二审判决生效后所发生的与原诉讼标的相关的情况变动另行提交诉讼请求变更。

4.依法定程序审理我的诉讼请求变更，并由审理法院作出相应的民事判决。

事实与理由：

我认为本案的再审判决不符合正常的法律程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本案再审之前的二审判决既不符合正常的法律程序也不符合基本的法律原则，并且已经发生了我的儿子薛*晨走失等严重后果。我认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是在推卸审判责任。我不服这一判决，具体理由如下：

1.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的再审裁定不符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上诉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和第七条的规定。我在上诉时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新证据，原告赵*琴的精神病诊断证明并要求进行司法医学鉴定。在再审申诉后，还提交了具有法律证明效力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书”。《意见》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依法提交了《证据规定》规定的新证据，二审法院能够据此查明案件事实的，应当直接改判”。《意见》第四条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审法院能够查明案件事实的，直接依法改判”。

2.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书中释明：“本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与其对于民事权利及其诉讼权利的处分的法律后果密切相关”。对于本案，法院忽视了其履行过的司法程序。我上诉的一项主要的诉讼请求就是申请对原告的民事行为能力其诉讼权利进行司法鉴定，并且提交了具有精神司法鉴定资格医院的原告的精神病诊断证明。我认为法院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确认、法院的判决和执行与当事人民事权利的处分的法律后果密切相关。具体地说，法院将我儿子的抚养权这一民事权利赋予了事实上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告，法院的这一判决与我儿子的失踪这一法律后果构成了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一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可能产生与处分民事权利相关的法律后果，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也是没有对民事权利处分的能力的。原告对民事权利处分这种并不存在的民事行为能力不可能产生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更不可能与原告的民事权利能力发生关系。如果说这种法律后果其原因是对民事权利的处分，那么这种处分只可能是法院的判决。

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不承认具有法律证明效力的对原告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书”，对原告的民事行为能力不予确认，以“保持诉讼程序完整性”为由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并要求一审法院对原告的民事行为能力“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函”)我认为对于具有法律证明效力的证据的采信不在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之内。

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二审判决严重违反了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和有关法律，具体理由如下：

a.我在二审的上诉书中明确提出了原告不具有单独抚养能力的理由，明确提出了对原告的诉讼能力和抚养能力作司法医学鉴定的申请并提交了具有精神司法鉴定资格医院的精神病诊断证明(参见“民事上诉状”及诊断证明)。二审判决书中却以“原判处理不合时宜”对我的上诉理由做了歪曲的不符合事实的表述。(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b.在二审开庭时完成了对我的证据(精神病诊断证明)的质证程序，可二审判决书中却以原告否认有精神病、原告本人在外地作为不采纳我的证据的理由。(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我认为在诉讼成立的前提下，诉讼当事人的地理位置不能成为影响判决结果的依据和理由。我认为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相独立，影响执行程序的因素不应成为影响判决结果的依据和理由。

c.本案的审理判决在严重违反正常司法审判程序的情况下采纳了原告律师的误证。本案于2003年11月3日上午开庭(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二审询问笔录(首页、尾页)”)，可原告律师提交的“原告没有到医院就诊”为由不能确定是否有精神病证据(参见“北大六院诊断证明书(原告证据)”)的取证日期却是在2003年11月25日。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律师在开庭时并没有提出延期举证申请(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二审询问笔录”)，开庭后我和我的委托人都此事一无所知。法院不但认可了非法程序的证据，而且在原被告双方发生证据冲突的情况下没有对冲突证据的证据来源北医六院进行调查取证确认事实(在精神病专科医院没有病人本人就诊是不能开出诊断证明的)。另外，原告律师所提交的原告律师的代理词的日期是2003年12月10日(参见“代理词”(尾页))，非常蹊跷地与二审判决书的日期相同，这再一次违反了司法审判的正常程序。

d.二审判决并没有否定原告患有精神病这一事实。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这样的判决，将我的儿子判决由一个未经确认是否具有抚养能力的母亲抚养。这明确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的有关条款。中国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儿童权利公约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是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的。

e.二审判决并没有否定原告患有精神病这一事实。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将我的儿子判决由一个未经确认是否具有抚养能力的母亲抚养之后，没有通知原告的监护人。在判决之后原告的监护人并不知晓原告可能患有精神病，这不但使原告没能得到作为病人应该得到的照顾，而且也是其后原告在精神失常状态下将其母亲严重砍伤的一个原因。

f.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第四节专门对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作了特别程序规定。鉴于精神卫生法尚未颁布，我还向法院提交了北京市关于精神病司法鉴定和精神病医学病理的资料。我认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违反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民事审判程序。

根据上述事实与理由2、3、4，我认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对本案的二审和再审的审理和判决中多次违反了司法审判的正常程序和基本的法律原则，将我的儿子和患有精神病的原告一同置于法律的保护之外。我认为这是无视公民基本权利，违反司法审判制度基本原则的枉法裁判，并且导致了我儿子失踪等严重后果。所以我提出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再审裁定，并允许我在本案的审理前提交诉讼请求变更的诉讼请求。

根据上述事实与理由1、2、3、4，我认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是在推卸审判责任。所以我提出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回避本案审理的诉讼请求，我愿意承担相应增加的费用。

至今为止我的儿子失踪没有下落，因为是民事原因而非刑事原因公安部门不能予以正式立案寻找。然而在法律之中，儿童却是应该首先得到保护和照顾的个体。《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缔约国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存活与发展。”

国家利益的存在是因公民利益的存在而存在，国家利益是公民利益的保障方式，抽象的国家利益是不存在的。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力的机构，法院的任何一项民事判决都是对当事人公民个人民事权利的处分或者确认。国家负有保护公民利益的责任，公民有受国家保护的在法院发生错判导致公民利益受到损失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社会公正，即明确相关责任并得到弥补措施有效救济的权利。这其中法律是唯一可能适用的，不二的价值准则。恳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考虑我的诉讼请求。

此致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申诉人：XX

时间：2015.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