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的新特征如下：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集资，即集资者不具备集资的主体资格

二、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也有实物形式和其他形式。

三、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这里“不特定的对象”是指社会公众，而不是指特定少数人。

四、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实质。为掩饰其非法目的，犯罪分子往往与投资人(受害人)签订合同，伪装成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骗取资金的最终目的。

三大新特征

一、非法集资方式变化多样。犯罪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新农村建设等旗号，由传统的种植、养殖向工程项目、科技开发、投资入股、消费返利等方式转化。

二、多种犯罪行为相互交织。犯罪分子将非法集资与传销、合同诈骗等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相互交织在一起，采用传销手段首先对集资人员进行洗脑，许诺种种优惠条件和获利模式，然后再引诱集资，层层下套。一般在集资初期，犯罪分子往往积极“兑现”回报承诺，骗取信任，吸引更多的人踊跃加入，集资规模迅速呈几何级放大。

三、非法集资宣传不惜血本，利用媒体造势。如聘请明星代言，在一些媒体上刊登专访文章，利用报道宣传不法企业的“业绩”;将部分非法集资款投入公益事业或进行捐赠;雇佣业务员窜入社区散发传单，传播集资信息;举办各种活动，并在现场兑现红利，让参与人员先尝到甜头，为非法集资活动宣传“现身说法”。

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刑事诉讼法》规定的7种证据种类均有涉及。尽管证据的质证方式、依据具有普适性，基本适用于各类罪名，但由于非法集资案件有其特殊性，故案中证据也会应案情而存在特别应予注意的情况。在此，笔者根据办案经验，对非法集资案件中的不同种类的证据特征进行梳理、说明，并简略提及所涉及的辩护观点。

一、物证

与其他罪名不同，非法集资案件中的物证经常与其他证据存在一定联系。

如笔者承办的一起涉及数字电子产品的非法集资案件中，该案用于“保底返租”销售的电子数贸柜，则作为案件物证出示;再如涉及“标会”的案件中，证明会员身份的实物凭证，亦可能作为物证出示。

由上述两个例子可知，非法集资案件中的物证很有可能作为证明存在宣传、集资行为的证据。除了能直接证明存在集资行为的物证外，非法集资案件已有大量属间接证据性质的物证，例如吸引客户进行投资、入股所赠送的小礼物，相关电子资料的载体等物品。

二、书证

非法集资案件中，书证可能包括购买、入股《合同》、转账记录、宣传单张、承诺书等。对于特殊的案件，还可能存在标书等书证。

在对书证进行审查时，应将书证作为一个总体看待。由于非法集资案件多系以相关人员对某个项目进行投资作为掩盖，所以应考察具体投资中，《合同》、资金往来记录、承诺书等是否对应，是否能够完整地反映投入情况。同时由于“保底返租”等问题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广泛存在，故亦需考虑是否有对应的返租、返款记录等。

另外，由于非法集资案件存在案件涉及面广、涉案人数较多等情况，故在对证据进行收集时，难免有所遗漏。故辩护律师在进行辩护时，应重点分析所收集的书证是否原件、是否能够证明存在非法集资行为，对于转账记录等资金往来资料，则应重点考察是否齐全等。

三、证人证言

非法集资案件中的“投资人”，在不同类型罪名下的身份有所不同。如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相关投资人的身份性质存疑，一种意见认为他们其实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共犯，另一种则认为他们系案件总的被害人;而在集资诈骗案中，投资人则普遍被认为系被害人。故在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一般均非案中证人。

但在实践中，办案单位常将投资人列为证人，并将其所作的言辞证据定性为证人证言。由于投资人曾在涉案行为人/单位处投入款项，故对此类证人证言的客观、真实性需认真考虑。此外，非法集资案件中的证人还包括如涉案单位不从事集资行为的工作人员、了解集资行为但并未投资的相关人员等。

四、被害人陈述

此证据多见于集资诈骗案，投资人以被害人身份提供言辞证据。

被害人陈述可以较大程度地还原整个时间，如具体集资行为中的宣传方式、利率、款项的投入以及返还情况等。由于被害人身份以及社会关系圈子涉及到是否具体涉及集资行为，故对被害人陈述应重点考察被害人与涉案行为人/单位的关系，同时亦应了解其了解集资宣传的具体方式。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关于此类证据，笔者在此分两部分谈，即分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尽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仅系在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上的身份表述，但是对于侦查阶段便介入案件的辩护律师而言，分情况作出辩护意见能最大化当事人利益。

笔者办理的一起非法集资案件中，在会见时，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其虽然有集资行为，但大部分集资款项均系通过亲戚、朋友处获得，向社会宣传获取的款项仅占少部分。在了解其在被讯问时已认罪，并形成犯罪嫌疑人供述后，笔者建议其在随后的讯问中明确和办案人员说明款项的性质以及来源等问题，进一步固定涉及款项的证据。随后审查起诉阶段，笔者根据非法集资案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犯罪嫌疑人涉案数额较少，犯罪情节轻微的理由，向经办案件的检察院提出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建议。

在另一起已进入审判阶段的集资诈骗案中，由于被告人一直不认为自身触犯了集资诈骗罪，故并未认罪。据此，当时笔者根据被告人作出的辩解，寻找其他可以与之印证的证据，从中找到无罪辩护的突破点。

六、鉴定意见

尽管《刑事诉讼法》在修改后，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看似鉴定意见的重要性以及对审判的影响降低了，但在非法集资案件中，鉴定意见却仍是核心证据之一。

一般情况下，非法集资案件均会有一份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其性质为鉴定意见，主要说明涉案的金额往来以及涉及的集资款项数额等问题。在对此类《鉴定意见》质证，笔者在《非法集资类案件如何就鉴定意见进行有效质证》一文中已详细说明，在此不赘述。

同时，案中亦可能存在不涉及金额问题的鉴定意见。如涉及到具体运营项目，新型科技产品等的非法集资案件，对于项目的进行情况以及科技产品的开发情况等，亦有可能出具专门的鉴定意见进行说明。毕竟此时鉴定意见可能成为集资诈骗案中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有没有实际投入款项去项目上)的关键，故如无此份证据，辩护人亦应提出意见。

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各类笔录中，在非法集资案件比较详见的系勘验、辨认笔录。前者主要用于对涉案场地的侦查、搜索，后者则是证人、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涉案人员的具体辨认。

通过对上述文章的阅读，可以知道非法集资的新特征是为了逃避相应的处罚条例，改面不改本质的一种行为。其本意仍然是骗取别人的信任，非法筹集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