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身损害事故发生日。

根据《民通意见》第168条“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人身损害案件根据该规定的文义解释，受害人通常是在事故发生的当场受伤，故大多数人据此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应自事故发生日起算。因此，人身损害事故发生当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是被普遍接受和适用的方式之一。又根据《民通意见》第140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之规定，诉讼时效中断有三种法定事由：

1、提起诉讼；

2、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

3、一方同意履行义务。

但对于人身损害伤情严重且须长时间治疗的受害者来说，在离事故发生日一年提起诉讼，即意味着受害者要在治疗期间提起诉讼，且受害者只能对已经实际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等损失提起诉讼，而此时受害者正接受治疗，对于提起诉讼后受害者继续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等损失，意味着受害者还需在第一次起诉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一年内再次起诉。如果受害者在离事故发生日后治疗一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对于一个人身损害的赔偿案件而言，至少要进行多次诉讼，这不仅严重浪费司法资源，也给双方当事人带来巨大的诉累；更何况，受害人向侵权方提出要求主张权利时适用诉讼时效中断，但实践中如何分配受害人主张过权利的举证责任又成为一个难题，例如受害人在受伤治疗期间，其必定以要求侵权方支付医疗费等方式主张权利，但这些主张权利的方式基本是以口头形式存在，而如果进入诉讼程序后，对方不予承认，那么受害人往往很难举出明确的证据证明曾向义务人主张过权利。

2、治疗终结日。

治疗终结是一个医学概念，在临床医学上一般认为损伤后病理变化经临床治疗后得到完全和部分恢复并维持稳定的时期算是治疗终结。针对每一个具体的损伤，什么情形、什么时间属于医疗终结，医学上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时间，而法律上就更无规定了。因此，以治疗终结之日起算时效期间，最主要缺陷就是治疗终结时间本身就很难确定，现实生活中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有以出院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有的以康复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这样一来，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就不是一个确切的时间，致使法院很难认定超过诉讼时效到底是受害人主观上不积极主张权利，还是客观上不能主张权利。

3、伤残评定日。

伤残评定之日是指委托鉴定之日还是指鉴定机构做出伤残等级之日存在不同的看法，即使该时间被最终确定为其一，但不是所有事故受害人均需要伤残评定，明显不构成伤残、无需进行伤残评定的案件，时效期间如何起算？还有，有的受害人符合构成伤残条件，但却因鉴定费等原因不积极地进行伤残评定，时效期间总不能一直不起算，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来目的就是对于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加以制裁，但对于受害人伤残评定之前的懈怠行为却无法制裁，由此看来，这个规则也有重大缺陷。

人身伤害属于特殊的情况，此时并不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也就是此时人身伤害诉讼时效并不是三年，按照规定应该是一年。那么在产生纠纷的情况下，当事人一定不能拖拉，尽快的向法院提起诉讼才行，否则超过了规定时效，那么法院通常就不会再受理了。

合同诈骗罪数额标准的认定方式如下：

1、对合同诈骗的数额，不能以合同标的数额来认定，而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取财物的数额（既遂）或希望非法占有的财物数额（未遂）来认定。但合同标的数额的大小反映着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因此可以作为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2、对于合同诈骗犯罪的共犯，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来认定其诈骗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的数额等情节，判处适当的刑罚。

3、合同诈骗犯罪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判处轻重刑罚的量刑情节，但不是唯一的量刑情节。犯罪数额未达到巨大的、特别巨大的程度，但有“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判处较重的刑罚。

4、将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人骗取的物品折算成货币数额时，应以诈骗行为实施时该物品所处的价格体系中的实际价格为折算依据，有国家指导价格的，以指导价格折算；无指导价格的，以同类产品当时的市场平均价格折算。

在遇到合同诈骗案之前，不管是想通过向法院起诉维权，还是希望向公安机关报案之后追回被诈骗的金额，都需要先确定该合同诈骗案的管辖司法机关。任何司法机构，在解除到不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刑事案件时，会将其转交给有管辖权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