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理论上应该是支持赔偿的，根据相关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六条行为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条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下称《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

针对人身权利受到犯罪行为侵犯而遭受损失的情形，权利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只能要求被告人赔偿因犯罪行为导致的物质损失。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虽然该《规定》已经失效，但其对“物质损失”的定义对司法实践仍有指导意义。显然，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不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权利人提出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或精神抚慰金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然而，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

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之规定可知，该条文对死亡赔偿金及伤残赔偿金是否赔偿未予以明确，也未一概排除。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文特别强调“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其立法本意是什么呢？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论述：“实际上关于机动车肇事案件赔偿责任的承担在司法实践中并无争议，本条设置的宗旨是，要对机动车肇事案件特别对待，即将‘两金’纳入赔偿范围，主要考虑到此类案件被告人一般有较强的赔偿能力，通常也有赔偿意愿，但上述考虑不宜写入司法解释条文，否则会有区别对待之嫌。”

案例呈现：精神损害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予支持

案例一马加爵故意杀人被判死刑案

2004年2月13日至15日，被告人马加爵连续三天在云南大学317宿舍内，采用铁锤打击受害人头部的同一犯罪手段，先后将唐某李、邵某杰、杨某红、龚某博杀害，并将尸体分别藏匿于宿舍柜子内，清洗、打扫现场后潜逃。经通缉抓获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被害人近亲属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昆明中院判决：马加爵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20000元。并认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精神损失赔偿要求以及要求判令被告人赔礼道歉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依照法律规定，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不予支持。

案例二全国首例贞操损害赔偿案

1998年8月张某（女）结识澳大利亚籍华人刘某，刘某邀张某吃晚饭，并将其骗到住处强奸。张某趁刘某上厕所，打电话向110报警，公安人员将刘某抓获。经鉴定，张某是处女。刘某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张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诉称刘某的强奸行为给自己造成身体和心灵极大创伤和损害，要求刘某赔偿其精神损失费10万美元。深圳中院以张某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为由，驳回张某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张某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刘某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45万元。2001年1月11日，罗湖区法院判决刘某偿付精神损害赔偿金8万元。双方提起上诉，深圳中院于2002年12月6日终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某要求刘某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

案例三王美某等侮辱案

被告人王美某听到自诉人王不某骂丈夫与王美某的儿媳有通奸行为，于2002年5月19日中午同被告人王月某、王某南质问王不某，引起争吵并厮打，王月某抓住自诉人大腿并用力撕破自诉人内外裤子，让自诉人下身全部裸露无遗；其他被告人用手猛抓自诉人下身，并将自诉人装进猪笼。王不某提起自诉，并要求被告人赔偿医药费2000元，误工费8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70000元。海南省海南中院终审判决三被告人犯侮辱罪，判处拘役，共同连带赔偿王不某医药费58．50元。并认定自诉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不属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范围，不予支持。

以上三则案例中，被告人分别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侮辱罪，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侵犯了被害人的生命权、贞操权、隐私权，给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造成严重的心理痛苦及精神伤害。但是当事人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却均被人民法院驳回。这三则案例是司法现状的典型反映，实践中大量存在这样的情形：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受害人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均不予支持。显然，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不是因为认定当事人未遭受精神损害或者精神损害程度轻微。从侵权法的角度分析，生命、身体完整性、自由和名誉被看作是和财产价值相比更高一层的利益，内含了因依附于个人的特性而无法用客观标准加以衡量的价值。人身权利遭受不法侵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理论及实务界已确切予以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那么，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在一般民事侵权中能获得支持的精神损害赔偿，何以在性质更为严重的犯罪案件中却不予支持呢这显然对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是不公平的。这种结果的出现，直接源自现行法律上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