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在广州影城花园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持刀劫持人质讨要货款事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已经很清楚了，但问题是：一个本来是好父亲、好老板的理性人，为什么会以如此不理性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卢沛泉首先应被视为法律执行不力的受害者。在他讨要货款的过程中，该走的正常程序都走了，法院也已判决，申请强制执行却一直没有结果，钱也一直没有到位。后果就是：工人因为没工资不开工、厂子停产，甚至卢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也因此面临极大窘迫。值得注意的是，受害者和加害者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很多受害者会把伤害转移到他人身上去，渐渐变成加害人。因为这种无可奈何又毫无其他出路的受害者身份，和相信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无法控制的情绪，会在心中累积大量的委屈。渐渐地，委屈被挤压成愤怒，受害者只有向另一个人施压，才能宣泄心中大量的不平。卢在讨债的过程中，就是因为法律、道德、朋友都帮不了他，才在情绪失控之下选择了铤而走险。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受害者变为加害者的例子比比皆是：由于工农业剪刀差，农业为赚取更大的利益，拼命压低成本，用过量化肥、污水种菜、瘦肉精就成了某些人的选项；马加爵本来是被同学讥笑和排斥的弱势者，是值得同情的角色，但长期的郁积却使他成了令人震惊的杀人案主犯；海珠桥的跳桥者其实都是被欠薪的农民工、讨债的小业主、被强拆求告无门的拆迁户等，但他们爬上海珠桥堵塞交通，却又是在以公共利益作为要挟。而从更久远的历史范围来看，千百年来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中国农民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呢？水泊梁山上的好汉们，多是备受官府冤屈后才从受害人转型为强盗的。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每个人，内在都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善良或邪恶，圣人或罪人，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残酷，清醒或疯狂。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才激发出每个人的不同特质，每一个人在遭遇到无法选择的境地时都会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冲动，如果其所处的环境为这种行动开启了可能性，那就容易把冲动化为行动。所以，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自认为是受害者的时候，人们就应该警惕和反思了，因为他们随时有可能变成加害者。这两者之间的转换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复杂。

话说回来，无论如何加害者也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否则这个社会就乱套了，但更重要的是铲除制造加害者的社会土壤。而其核心则是社会公正的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会让大多数人都心平气和；一个公平的社会也能让人们相信制度并彼此信任。除了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社会公正的老调重弹之外，我还特别想说的是，作为我们普通人，也是这个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当我们面对恶行，不出面反对、不出来检举而沉默地让恶行继续下去，这也是一种邪恶；当我们面对弱势群体不闻不问不关心时，这也是一种邪恶———不作为的邪恶。因为它让加害者相信，所谓公众正在接受并允许这些恶行发生，对他们成为受害者的事实视而不见。而当一个社会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的时候，也就为越来越多的加害者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最近几天，有很多人呼吁对卢沛泉案进行轻判。我想说的是，在某个个案中展现法律温情的一面固然必要，但每个人都需要反思自身———我们对卢的命运不是没有责任的。而担起责任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关注弱势群体，以及通过改造包括司法体制在内的社会制度，让这个社会把公道重新还给我们，还给那些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