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核心和堡垒的话，那么当下中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国企改制，则无疑是一场改革的攻坚战。它不仅事关成千上万国企职工的切身利益，而且极有可能最终决定中国改革的进程和走向。因而，国企改制目前已为职工、官员和学者等社会各阶层所关注。

我以为，同中国的任何一场改革一样，国企改制也是被逼出来的。正是公有制彻底地走入死胡同，才逼出了今天的国企改制。无论是计划经济年代人们的共同贫穷，还是改革开放年代腐败的猖獗和贫富的分化，都已充分证明了公有制不仅是最没有效率的，而且也是最有损公平的。也就是说，无论从经济学的效率原则而言，还是从政治学的公平原则而言，公有制在中国都已彻底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以私有化为核心的国企改制，正是从实践上对公有制的彻底否定。当前的国企改制则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体现了中共的与时俱进。

当然，随着国企改制的逐步推进，非难之声亦是此起彼伏。目前，对国企改制的非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企职工的补偿不合理问题；二是腐败问题，如改制过程中发生内外勾结，国有资产被低估贱卖等行为。应该承认，这些问题不仅在国企改制中存在，而且是普遍性地存在。但是，我们不应该因这些问题的出现而否定国企改制，甚至阻止或延缓国企改制的进程。企望给职工以合理补偿以及改制中杜绝腐败现象的出现，那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不可能出现，在法制不健全、且缺乏完善监督机制的现实中尤其不可能出现。任何改革不可能在完美中展开，改革永远是一种充满缺憾的进步。改革，只能在事先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如果人们不是从理性而仅从道德的维度去评判国企改制，那不仅对中国目前的改革无甚意义，甚至还有可能好心办坏事。因为，一旦改制被延缓，国企以及国企职工的境遇就极有可能愈发不堪。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的痼疾，我们不应该重犯。

其实，即使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国企改制也并非毫无亮点。比如，在对国企职工的补偿问题上，我的一位朋友就给我讲述了改制是怎样给他的全家带来利益的。我这位朋友的一个弟弟和妹妹均在国企工作，但他们所供职的国企七、八年前就停产，早处于瘫痪状态。他们下岗后自谋出路，从事小本生意，因投入不足，生意一直难有起色。但去年他们的企业进行了改制，企业的厂房和土地变卖给私人后，他们获得了二到三万元的人民币补偿。尽管这一补偿数对有二十余年工龄的职工来说，可能太低、甚至不合理，但他们毕竟比没有得到这笔补偿要好，他们用这笔钱投入到他们的生意之中，生意竟有了起色。我这位朋友还向我说起，他生活的那个县城，职工对企业改制大多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因为他们下岗较早，很多都成了个体工商户，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那种对国家和企业的依赖感早已割断。后来，我也逐渐感觉到，很多职工、尤其是大城市和大企业的职工，他们之所以对企业改制颇多怨言，不仅仅是因为补偿不合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对公有制和大锅饭的依赖感，使他们没有信心单打独斗地走向市场。当然，工人在改制过程中为争取合理的补偿而在法律范围内展开的维权斗争，应该给予充分地肯定。至于国企改制中出现的侵吞国有资产等腐败现象，我看当下的体制很难找到根绝的药方。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固然使改制蒙上了不道德的色彩，但因此拒绝进行国企改制，可能就是因噎废食了。

曾经有学者指出，中国以私有化为核心的国企改制比苏东的休克疗法还要激进（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言下之意，中国的转轨之路比苏东更不公平。过多地谈论道德范畴内的公平，其结果导致的恰恰可能是更不公平。一切左倾意识形态，就无不是以公平作为其逻辑的出发点，其不公平的结果已是众所周知。其实，只要是对公有制的消解，任何方案都是可取的和及时的，无所谓激进不激进。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毕竟进行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改革的时机不容再有耽搁。无效率、滋生腐败的国企，是该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我相信，这场国企改制的意义、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所产生的意义，若干年后将会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