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给付义务人中止履行。

按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七条规定，先给付义务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后给付义务人的履行能力明显降低，有不能为对待给付的现实危险的，有权中止履行。所谓中止履行，就是暂停履行或者延期履行，履行义务仍然存在。在后给付义务人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此处所谓适当担保，既指设定担保的时间适当，更指设定的担保能保障先给付义务人的债权得以实现。至于担保的类型则在所不限，可以是保证，也可以是抵押、质押等。

（二）先给付义务人解除合同。

按民法典规定，先给付义务人中止履行后，后给付义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先给付义务人可以解除合同。解除的方式，由先给付义务人通知后给付义务人，通知到达时发生合同解除效力；但后给付义务人有异议时，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与仲裁机构确认合同解除效力。

（三）后给付义务人的行为构成违约时，应负违约责任。

先履行方符合以上适用条件，即取得不安抗辩权。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将对双方当事人产生何种影响，这就是不安抗辩权的效力。根据后履行方在合理期限内是否提供担保或恢复履行能力，可将不安抗辩权的效力划分为两个层次。

一、设立不安抗辩权有什么意义

中国在保留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优点的同时，也吸收借鉴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的精华，构筑了一个相对先进并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

（一）对行使条件作了更充分详细的规定。

在传统大陆法系中对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仅限于“财产显著减少，有难以履行的可能”的规定，但对商业信誉的丧失，技术机密的泄露以及其它诸多原因未有具体的表述，但这些都可能造成相对人履约能力的丧失。中国突破了这个限制，把商业信誉的丧失作为判断相对人失去履约能力的标准之一，体现了诚实信用的立法原则。同时，还通过第六十八条第四款的概括性的规定，把一切有害于合同履行的行为都包括到相对人丧失履约能力的判定标准当中，大大拓宽了不安抗辩权的使用范围，给合同的先履行方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护。

（二）既反映了先履行方的履行权益，又充分照顾到后履行一方当事人的期限利益。

从规定中可以看出，合同先履行方并没有获得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者要求对方提前履约的权利，在中止履约并尽了通知义务后，先履行方只能处于等待的状态之中，而无权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约，这一规定充分考虑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为后履行方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其履约能力降低、难以履行的状态可能只是暂时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还可能恢复履行能力。如果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就要求后履行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行，会对后履行方造成额外的负担，进一步降低其履约能力，这是明显不公平的。法律不能为了避免一种不公平的后果而造成另一种不公平，因此不给予先履行方要求后履行方提供担保和提前履约的权利体现了对后履行方的保护。同时，对后履行方提供担保的行为并未作任何的限制，后履行方为了避免对方中止履行后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可以自愿提供担保。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的先进性。

（三）进一步完善了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辩权之后的救济方式。

不安抗辩权规定先履行方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后履行方丧失或可能丧失履约能力时可以中止对合同的履行，一旦对方提供了充分的担保，则应继续履行义务，但如果后履行方不提供担保，那么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辩权之后，是否可以接着解除合同呢？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的规定十分模糊。这种救济方式的不明确导致了先履约方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中国的明确规定：后履约方“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并进而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对先履行方提供了明确的救济。

二、不安抗辩的构成要件

依照规定，不安抗辩权的构成要件如下：

其一，须于缔约后对方财产状况恶化。如果对方财产恶化导致可能难为对待给付的情况发生在缔约前，则表明在先履行的一方当事人自愿承担该风险，故无给予不安抗辩权救济之必要。

其二，为对方财产明显减少，有难为对待给付之虞。这是不安抗辩权行使的关键。如对方财产虽明显减少，但不影响其对待给付的，不安抗辩权无从发生。

其三，应先请求对方履行或提供担保。只有在对方既未履行其对待给付同时又未提供担保，不安抗辩权才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