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Ａ公司委托Ｂ货运公司海运出口一批环型荧光灯由上海至悉尼，海运委托书注明运费到付。承运人Ｅ公司签发了本公司提单。提单载明：托运人Ａ公司，收货人凭指示，运费到付等。货物出运后，Ａ公司向Ｂ公司支付若干代理费。Ｂ公司要求Ａ公司向Ｃ货运公司支付海运费。Ａ公司遂根据运费发票向Ｃ公司支付人民币11205元。其后，Ａ公司以提单载明运费到付、其不应承担海运费为由，起诉Ｂ公司和Ｃ公司返还海运费并赔偿损失。Ｃ公司确认收到该笔运费并称已向Ｅ公司支付，但未提交付款凭证。Ｃ公司和Ａ公司均确认收货人在目的港已提货。

［审判］

Ｓ海事法院认为，Ａ公司与Ｂ公司系货代合同关系。Ｅ公司是涉案货物的唯一承运人。Ｅ公司与Ａ公司建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根据运费到付的约定，Ｅ公司在目的港放货前有权向收货人收取运费。Ｂ公司和Ｃ公司不是运输合同的签约方，无权对提单约定的内容进行解释。在Ｃ公司举证不足的情况下，Ｃ公司关于其是涉案货物的契约承运人、有权向Ａ公司收取运费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Ａ公司与Ｃ公司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Ａ公司主张Ｃ公司返还运费，应予支持。Ｂ公司实际未收取运费，Ａ公司要求Ｂ公司返还运费，不予支持。遂判决：Ｃ公司返还Ａ公司运费人民币11205元和利息；Ａ公司对Ｂ公司的诉请不予支持等。

Ｃ公司上诉称：其作为承运人接受Ｂ公司的订舱并履行运输义务，有权收取运费；运费到付是货物到达目的港后由Ａ公司付费，且Ａ公司已支付运费，证明双方对该条款理解一致；未经第三人同意，承托双方约定由收货人支付运费是无效约定。二审庭审中，Ｃ公司改称其为Ｅ公司的装港代理，代理收取人民币运费，请求改判。

Ｓ高院认为，Ａ公司与Ｂ公司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成立。同时，Ａ公司出具海运委托书，承运人Ｅ公司接受其订舱并签发本公司格式提单，Ａ公司和Ｅ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成立。但是，没有证据证明Ｃ公司是运输合同的承运人或承运人的代理，因此Ｃ公司与Ａ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Ｃ公司主体身份、运费到付的性质、未经第三人同意，承托双方约定运费到付是否有效等三个法律问题。

Ｃ公司的主体身份。在涉案货物出运过程中，Ａ公司出具海运委托书，承运人Ｅ公司接受其订舱委托并出具涉案货物已装船提单，双方建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Ｃ公司在一审和上诉中均以承运人的身份进行抗辩和上诉，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Ａ公司订立过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以及其作为本案承运人接受过涉案货物的订舱委托并委托他人实际从事运输业务，也没有证据证明Ｃ公司实际将Ａ公司托运的货物经海路从一港运至另一港，故Ｃ公司承运人主体身份不能认定。在二审庭审中，Ｃ公司改称其为承运人Ｅ公司的装港代理，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托运人收取运费是接受承运人委托或其已垫付了运费，在提单约定运费到付、收货人已提货的情况下，Ｃ公司还需举证收货人未付款和承运人已履行相关权利。因此Ｃ公司的承运人代理的主体身份也不能认定。故Ｃ公司应返还Ａ公司错误支付的运费。

运费到付的性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运费的支付方式，除运费预付外，承、托双方还可以在提单上约定运费到付。按照国际海运实践，承托双方约定运费到付，即约定运费由货物运到目的港后由收货人支付。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包括承托双方和收货人，提单是收货人和承运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的直接证据。涉案收货人在提单流转过程中付款赎单并以提货，可以证明其已作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一方，以明示的方式接受提单所记载的货物的品种、数量和运费到付等条款，从而成为支付运费的义务主体。故运费到付是收货人支付运费，是运费的一种支付方式。主张运费到付是限定运费的支付时间，即货物运到目的港后由托运人支付运费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未经第三人同意，承托双方约定运费到付系为第三人设定义务是否有效。收货人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在承托双方约定运费到付和收货人付款赎单情况下，承运人、托运人和收货人等三方当事人对提单记载的约定事项已达成一致，即由收货人在目的港提货时支付运费。本案中，Ａ公司在海运委托书上要求运费到付，Ｅ公司也出具载明运费到付的提单，且涉案货物不是鲜活货，在提单已流转的情况下，收货人已付款赎单和提货，三方已达成由收货人提货时支付运费的一致约定。即使Ｃ公司系涉案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其关于运费到付为收货人设定义务是无效约定的观点也没有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