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改革先锋

政府保党政机关国企事业单位

深圳早在1988年就在中国率先启动住房市场化改革，比中央提出的改革早了10年。为什么房改会在深圳起步？

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深圳最先实现人才自由流动。当深圳大量调进国有企业的干部、党政机关各级领导以及事业机构的各种人才后，按照当时内地的单位住房保障模式，就必须大量建房子。

当时，深圳最吸引人才的，第一是住房，第二才是工资。因为当时在内地，很多单位想分房得10年以后。但到深圳的话，工作1年就可以有一套房。

然而因为人才是自由流动的，调来的人如果又走了，但房子收不回来，新来的人又没有房子，这是要害。要继续保证对新来的人的住房保障，如果继续由政府来背的话，包袱越来越重。

与此同时，深圳又是第一个看到香港的房地产商业化模式——即使土地国有，但开发商交了地价款就可以盖房子卖钱——所以就自然而然想到何必要政府建呢，所有的住房商业化保障不就完了吗？然后让开发商来建，让企业来建，建完了以后卖，卖完了他赚钱，而政府只是批地，还没有任何责任。这是深圳在全国率先启动房改的原始动因。

深圳当时设计的房改机制是“双轨三类”，双轨指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两个轨道，三类是指给一般社会成员的商品房，给国企的微利房，以及给政府的福利房。为什么当时的保障房价格低？因为政府不收地价。

逆转拐点：福利房上市

为了照顾一小部分公务员的利益，但损失了整个深圳市住房保障30年的发展空间。

我参与了住房改革政策设计的整个过程，当时只想保政府和国有企业，根本就没有讨论保没有户口的人。深圳当时城市人口七八百万，户籍人员只有100万，剩下那六七百万人口的住房保障，从来就没有讨论过。非户籍人员你再穷也不在保障范围内，这是深圳市住房改革政策设计的一个原始缺陷。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给政府惹过麻烦。

政府免费供地、银行低息贷款，保障党政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的户籍人员的住房，农民村保障非户籍的打工一族，这个架构运行了十多年后，就被冲垮了。

因为我们一开始设计就把公务员放在了保障房中。然后深圳在2003年福利分房一刀切后，政府决定已经建立的十几万套保障房可以自由交易。

我参加了那次的市委常务办公会。台上那么多领导，都在想，我的房子能变多少钱，一两百万哪。

我回来以后，气得在处里大拍桌子：完了，从此我们房改走上了不归路。

当时深圳已经分下去的福利房微利房有十几万套。其实，深圳有20万套保障房就足够了。但如果能上市出售的话，政府每年再建10万20万套都没有用，因为不断地溜走。香港新加坡就没有这么多麻烦，因为人是流动的，但房子不是。政府就只要出点维修管理费就可以了。

本来原始政策的小纰漏可以一点点修正，只要你不上市，我把福利房微利房合并、调价。然后廉租房做起来，和香港一样，就没有任何问题了，现在这个口一开全部完蛋了。

为什么？全国都看到了，光卖一套房就发一笔横财，然后所有设计政策、执行政策的人都可以这样做。这是极可怕的。

就是为了谋政府的私利，制定了这样的政策，实际上照顾了一小部分的公务员，但是损失了整个深圳市住房保障30年的发展空间。

教训

保障房不能保公务员，不能上市

深圳房改最大的失误是什么？当初的福利房和微利房如果不转的话，现在就是公屋。

你当初20万买的你可以住一辈子，你儿子也可以住，但如果你卖的话，只能卖给我，我按我的收购价买。比如你当初20万买的，政府现在出30万买回来。你白住了20年你还赚10万。新来的人，政府用40万卖给他。这是最合理的。

深圳房改学的是香港，但有两点不学香港装糊涂。一是香港的保障房不保公务员，公务员只能买商品房；二是保障房不能上市交易。这样政府就不用老建保障房，没那么多负担，每年只需少量补贴一点管理维护费用。

第二个更难的是带来管理困境，当微利房，或者福利房可以上市，就成了投资工具，就有无数的人，要做假买一套，只要我骗一套我就赚到了一大笔钱。香港为什么管理容易，即使你买到了你也卖不出去，你还必须在里面住，要是不住马上就收回来。那你骗这个没有意思。

所以这个政策使得我们现在微利房的分配审核，陷入困境。有人做假你没法查。中国现在的私人财产是不透明的，你想把一个家庭的财产查公平了，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再怎么分配都不公平。如果这些房子不能上市的话就没有这些麻烦。

（受访人：孙利平，原深圳市住宅局房改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