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定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般认为对此应做如下理解：

（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

（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

（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

（4）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是惟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上述四点具备，才能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我国的这一规定要求人的主观认识要符合客观实际，法官对证据的判断要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对事实的认定必须坚持高标准，不懈地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这一规定，清楚反映了立法者对法官在判定证据，判断案件时的要求，符合审判的目的。无论哪个法系，哪个国家，规定刑事证明标准目的最终只有一个，就是要求法官不错判案，我国的规定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际上是刑事诉讼的客观标准。

不过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客观标准。在判案中在判决书中反映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法官对案件的一种主观认识，是法官根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对案件进行判断得出的结论。案件的存在是客观的，但人们对案件的认识是主观的，即使主观符合客观的情况，仍是一种对客观的认识。在法官判案时，是法官在认定确实、充分，法官是人而不是神，人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存在一个过程，会有错误的时候。因此，这种对法官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客观现实中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若用“法律真实”标准解释，很容易理解法官有判错案的时候，并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理解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

2、排他性标准

前面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四项，坚持“法律真实说”学者将这种刑事证明标准概括为排他性标准。这种“排他性标准”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标准作了富有可操作性的理解，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把握和运用。但是，这种理解也存在似是而非之处，我对此进行探讨。

首先，对于“排他性标准”有人理解为“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现实中，因为可能性很多，有的可能性对正常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如将这种可能性也排除，定罪量刑将很难。如利用职务之便占有公共财物的人，宣称这样做的目的是将这些财物交给穷困之人，以实现社会主义。按此标准，也不能将其定罪，这样显然超出了正常人的经验范围，司法理性色彩将丧失贻尽。因此，这种可能性应是正常的可能性，即“合理怀疑”，而不是一切可能性。

其次，有人认为“排他性标准”是指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达到100%的真实性，这种100%真实的说法忽视了相关性标准的存在。①如“我在510房间杀了他”与“我在走廊西头的一个房间中杀了他”就运用了相关性标准。实践中，人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结论不可能作出精确的数字计算，存在正确案件只能说明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其不正确，而不能与这些案件中认定的事实100%真实划等号。从这个角度说，“合理确信”或者“确信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说法更为精确，“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则显得更为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