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确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的区别

盗窃罪和职务侵占罪的区分一直以来是办案中争议的热点问题，从法条上来看，盗窃罪是指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两者的相似之处是都包括窃取财物这一行为手段，但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1)主体要件不同，职务侵占罪是特殊主体，只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职工，相比而言，盗窃罪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都可成为犯罪主体;

(2)犯罪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侵犯的是所任职公司占有的财物，盗窃罪是独立于自身的任何公私财物即可成为盗窃对象;

(3)犯罪手段不同，职务侵占罪除了与盗窃罪相同的“窃取”这一行为手段，还包括“侵吞、骗取及其他手段”;

(4)量刑程度不同，职务侵占罪最高刑是有期徒刑15年，量刑幅度较窄，盗窃罪的最高刑为死刑，量刑幅度较宽。

二、正确理解“利用工作上的便利”还是“职务上的便利”

盗窃罪和职务侵占罪区分的关键之点是行为人窃取财物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还是“职务上的便利”，那么，何谓“职务上的便利”，何谓“工作上的便利”，理论上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权利，在此，我们需要明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中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词语具体意思，“主管”是指在职务上有对单位财物的配置、调配、流向等决定的权利，“管理”是指对本单位财物的保管和管理的权利，“经手”指因执行职务而领取、使用、支配单位财物等的权利。“工作上的便利”是指本身并不负责对本单位财物的管理，但因工作需要，对本单位财物有领取、使用或报销等权力，如采购员等。工作上的便利是指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为顺利实现目的行为而产生的便利条件，如熟悉工作环境，出入方便等。这种便利不是职务本身具有的，而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形成的“次便利”，称为“工作上的便利”。因此只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才能构成职务侵占罪，而“工作上的便利”则不能构成，因此要对“监守自盗”行为如果是利用的“职务上的便利”，其他条件符合，应定性为职务侵占罪，如实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实施监守自盗应定性为盗窃罪。

三、临时人员或聘用人员能否作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职务侵占罪是特殊主体，主要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职工，而临时人员或聘用人员能否作为本罪主体，主要是看有没有与公司形成固定、稳定的劳动关系。《劳动法》实施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在用人单位享有的权力是平等的。因此，过去意义上相对于正式工而言的临时工已经不复存在。原劳动部《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规定，“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只要形成劳动关系，即劳动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上劳动，适用劳动法”。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临时工等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成员。为此，只要与公司形成稳定的劳动关系，临时人员或聘用人员可以作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综上，笔者认为，被告人詹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

1、从主体上看，被告人詹某不具备职务侵占罪的主体，青杉林场将下渠工区33711亩山场承包给丁某管护并签订《山场管护协议书》，丁某又雇请被告人詹某等人护林，被告人詹某与公司之间并无劳动关系，其只与丁某形成雇用关系，故被告人詹某不是青杉林场职工，其符合盗窃罪一般主体。

2、被告人的行为不属于“利用职务上便利”。被告人詹某身为林场的护林员，虽其有保护、监督林场林木财物安全的职责，但林场没有赋予其有主管、经管、处分林木的权力，被告人詹某雇请工人在其护林范内采脂，不属于“利用职务上便利”，只是“工作上的便利”。

为此，被告人詹某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未经林权单位许可，雇请他人非法采脂，数额较大，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应以盗窃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