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之间，吴英几乎成为地下金融或民间金融的代名词。许多评论者除了呼吁免她一死之外，也吁求放开民间金融。也许，制度限制造就了中国吴英们的悲剧，吴英案或可成为民间金融开放的微妙转折点。但开放民间金融，并非一句口号那么简单。

民间金融的根基滋生于中小企业的需求，然而如何阳光化则需要深层次的制度改革。中国历史上就有打会、合会等草根金融机制，而近些年的信贷紧缩、利率限制、投融资歧视等因素综合作用，进一步刺激了民间金融的规模，民间资金保守估计在10万亿元以上。其中也许不乏非法集资、诈骗等灰色地带，但诸多案例所展现的对于民间金融的巨大需求，不得不让人正视。堵不如疏的老道理也让人思考，应如何引导民间金融步入法制化轨道。

在行政管制与市场经济并行体制之下，民间金融等领域处于典型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境地，与该不该放开相比，如何放开或许更为关键。

一方面，民间金融植根于资本歧视。近日一项调查表明，74.6%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的企业家认为银行贷款不能满足企业外部扩张的融资需要，要高于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61.3%)。该调查还显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更高，62.3%的小型企业银行贷款利率高于基准利率，而大型企业，这一比例仅为为27.2%;60.3%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利率高于基准利率，明显多于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33.3%)。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如果不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继续歧视中小企业，那么始终存在的融资需求自然会寻找其他出口。竞争是最好的动力，如果民间资本逐步进入金融业，创办不同规模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银行业整体以及社会来说，通过竞争来换取更好的金融服务和更多的投资机会，无疑是两全之策。

另一方面，放开民间金融需要整体制度跟上，并非监管撕开一个口子那么简单。民间金融规范化，除了依赖民间自律之外，更要求监管的有效性，对监管自身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

根据媒体披露，在信贷紧缩之下，当前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已达历史峰值，高达年息150%。如果放任庞大的体制外金融继续野蛮生长，不纳入有序轨道，那么整体的货币政策调控力度也会大打折扣。监管层应思考如何使民间企业获得更多资本，使民间资本有机会赢得更多升值机会。发展民间资本的投融资渠道，培育更多融资产品与市场，有其重要意义。

第二，相关法律环境需要完善。例如，有传言说，今年人民银行即将推出《放贷人条例》，这会使民间借贷在国家立法层面得到确认。通过法律手段，一方面可以通过登记制等方式给予民间金融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也便于防范可能的社会风险。

第三，为了社会公众利益，在放开民资的同时也应考虑推出更多基础性机制。比如，如果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那么这类银行难免存在经营风险，一旦倒闭，如何保障普通存款人利益?显然，已提倡多年的存款保险制度应当首先推出，然后才能有序地将银行向民资开放。类似的基础性架构，有助于有效应对一般性风险防范措施，宜早不宜迟。

总体而言，民间金融开放非可一蹴可就，仍需要制度配套推进。监管层应未雨绸缪，不仅要改进现有金融机构弊端，建立多层次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更需完善相关机制，引导民间金融组织规范化运作。阳光大道虽然美好，但不是一天可以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