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侵权的证明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证据的完备极为重要。原告需要证明：被侵权的产品或方法被专利权利要求所覆盖；被告侵权行为属于法定侵权行为。

这方面也有一些反面的例子，由于告错了对象，导致诉讼中的被动。如美国一家知名的日用化工企业，其专利是洗涤液包装瓶的外观设计，被告辩称包装瓶是外购的，而被告销售的是瓶中的洗涤液，不应作为侵权的主体。据此，法院认为被告不存在法定的侵权行为，原告被迫与被告和解。

2、专家意见

在专利诉讼中，北京法院和外地法院对专家意见的依赖程度有明显的差别。在涉外专利侵权诉讼中，外地法院一般要指定专家鉴定机构，对涉案专利进行比对、鉴别；而北京法院更重视当事人的自述，如果当事人能把技术说清楚，通常不需要专家提供意见，更接近当事人主义。

3、诉前禁令

几乎所有的专利权人都非常关心诉前禁令的问题，因为诉前禁令的效力非常强，几乎所有的专利权人都希望通过诉前禁令的方式使侵权人诉前停止侵权行为。要申请诉前禁令，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侵权的证据必须是确凿的，清楚的；关于侵权的判定也必须是明显和有说服力的。另外还要有证据证明，如果不采取诉前禁令，会有无法弥补的损失。多数案件难以满足后一条件。

有相当一部分国外权利人，是在起诉之后，申请诉中禁令。对于诉中禁令，各地法院在处理上很不一致。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是不存在诉中禁令的概念的。所以很多法院坚持认为，除了诉前禁令和判决后的永久禁令之外，是不存在诉中禁令这样一个临时措施的。但是也有一些法院认为，诉中禁令可以比照先予执行的方式来执行。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可靠的，因为先予执行的范围非常有限，针对的是给付、赡养这些特定的情况，法院可以裁定先予执行。但是对侵权案件中的诉中禁令的给予，我们认为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所以，如果法院不给予诉前禁令，当事人一定要采取必要的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措施，以便保证将来判决的执行，同时，要尽量配合法院加快案件的审理。目前在中国，专利案件的审理越来越快，随着法官对专利案件越来越熟悉，诉讼周期也越来越短，两审案件在一年内结案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时间。

4、损害赔偿

不建议当事人在诉讼中把损害赔偿要求提的过高。

从中国目前专利审判的实践来看，提出高额的损害赔偿除了新闻炒作外，对当事人没有更多的好处。因为按照中国现行《专利法》的规定和赔偿计算方式，举证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专利侵权案件的赔偿绝大多数都是法院的酌定赔偿，也就是法定赔偿，但是法定赔偿的上限是50万人民币，所以要提出几千万的损害赔偿，除了付出高额的诉讼费外，最终实际能得到赔偿会和提出的数字相差很远。而且提出高额损害赔偿不见得对原告有利，因为这样的案件对法院会造成一种不必要的压力。在很多专利侵权案件中，适当的损害赔偿的提出是比较恰当的。据我们分析，专利损害赔偿额一般在20万到30万人民币左右，作为诉讼请求提出比较有利。

5、其他

通过专利管理机关来做专利侵权案件，好处是简便、快速，费用低。但是现在涉外案件用专利管理机关不是很多了，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影响选择。第一，手续并不比去法院更简便。中国大多数专利管理机关都需要委托手续的公证认证，过去非常简单，签署一个委托书就够了，现在跟法院的要求基本上是一样的。第二，专利管理机关没有对损害赔偿进行调处的权利，所以当事人要获得损害赔偿还得另行起诉。第三，专利管理机关的决定还要经过司法审查。不服的一方还可以去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还要打两审。本身行政调处的效力就不是很强，再加上时间的拖延，显然不如直接到法院起诉效率高。第四，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侵权，在诉讼的策略和技巧上的选择余地小。比如同一案件涉及三地侵权人，三地只要向一地的法院起诉就可以了，而如果请专利管理机关查处，这种选择就会带来一定的困难，跨省执法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几乎每一个省一级的专利管理机关都有自己的专利保护条例。也就是说，提起诉讼的话，按照诉讼法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就可以了；要是请各省的专利管理机关调处，还得研究各省的专利保护条例，显然不方便。第五，由于国外当事人还是以发明专利起诉的居多，这类案件相对比较复杂，选择法院来做，付出成本和获得的效力相比，比较均衡。在跨地区专利侵权纠纷中不建议客户选择行政管理机关这个渠道。

当事人在专利侵权诉讼中所投入的成本包括律师费、本公司人员的投入，在现阶段这些是不可能通过法院裁定的损害赔偿来弥补的，二者之间差额也是比较大的。但是通过提起侵权诉讼，国外权利人在商业竞争中无疑会增加市场份额。而对侵权企业来讲，败诉对他们就是灭顶之灾。专利侵权诉讼也是商业竞争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