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里有很多医学专业书籍。

《勇往直前》与“大学迷”

说到读书的话题，王启仪说，她的阅读可以分三个阶段：中小学时，爱看小说；大学到工作的前十多年，专注看医学专业的书籍；近10年来，除了专业，还涉及历史、社会、管理类的书籍。

王启仪成长的年代正值“文革”，书很奇缺，但凡一本书，传至手中，几乎被翻烂。但她就是爱看书，想尽办法弄些书来读，经常和几个好同学偷偷互传书来读。当时不仅读过好多正统红色小说，比如，《欧阳海之歌》、《江姐》、《红岩》等，也读过被批判为“小资、毒草”的小说，比如《青春之歌》、《苦菜花》等。因为读的小说多，也就打下了较好的文学、文字功底，现在她虽然从事的是医疗技术行业，但偶尔也还会为医院的院报或党派的刊物写写诗歌、散文。

而在当时阅读的众多小说当中，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读《勇往直前》这部小说。

《勇往直前》这部小说是怎么到她手里的不记得了，但关于书里的内容却牢牢刻在了心里。小说写的是五十年代某个南方大学校园，一群朝气蓬勃、性格各异的大学生学习、生活和爱情的故事。虽然这书在当时被认为“并没有反映出大学生们在党的领导下沿着红专大道飞奔前进的沸腾景象”而遭到批判，但她却看得津津有味。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她，特别想读书，特别想上大学，但当时已经没有大学可以考了，大家都去当工农兵，想上大学被认为是一种不正确的人生观。思想被禁锢、前途的渺茫，使她只能从书本中寻梦。

因为心里憧憬着“大学梦”，所以，虽然当时没可能有机会上大学，但她还是一直很爱读书。高中毕业后，她进了一所医院做检验工作。在这段时间，为做好工作，她看了不少的医学书，但也不放弃看数理化的课本和做各种习题。当1977年恢复高考，她毫不犹豫地报考中山医科大学，在“百里挑一”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当被问道为什么“运气”那么好？为什么选择读医时，她说她一直相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她还说：“那时候没有那么多选择，自己在医院工作，对医学相对熟悉，自然就选择了。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家庭的影响，我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儿科医生，从小就有一个读书的氛围，相信靠本事吃饭、靠技术生存。”

临床经验与人文关怀

大学毕业后，王启仪很希望能当儿科医生。但到了广东省人民医院工作，却分配她去了内科。“虽然有些失落，但我还是很高兴，有省医这么好的平台，有这么多良师益友，我就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干什么都要干好。”

谈到当今的医患关系，王启仪认为：“做医生除了需要有过硬的技术之外，对病人的人文关怀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有娴熟的与患者沟通的技巧。”医生面对的患者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不同的文化层次，这就要求医生有跟各种患者沟通的技巧。医患关系的和谐，医患双方都有责任，社会和体制更有责任。所以，她除了广泛接触与阅读专业方面的书籍，也会读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以进一步提高与患者沟通的水平。王启仪说：“我从医28年，没有跟患者产生过任何矛盾。其实我始终相信这么一点，只要我们能换位思考一下，做有效的沟通，大多数患者是通情达理的。”

不过，现在中国的医学教育实在让人堪忧，王启仪说：“医学教育应该是精英教育，在大多数国家医学院都是要求最高的大学之一。而我们的医学院扩招、降低录取条件，医学教育资源的限制迫使老师不得不以录像，放幻灯代替让学生动手；医学生有一年的实习，这对于学生毕业后当一个合格的医生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我们到医院实习，是满满的一年，而现在一年的实习期，大部分时间准备考研、参加招聘会、面试、试工，临床实践大打折扣。医学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而我们现在的盲目追求高学历、职称晋升制度，都对忽视临床实践起了一个导向性的作用。”

关注民生，参政议政

近年来，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以及频繁的医患纠纷事件不断，医患矛盾已经出现激化趋势。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王启仪一直关注着医患关系的协调，并提出了相关的提案。

随着医疗的发展，越来越多药物在临床中应用，药物在治疗上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让患者出现了不少不良反应。王启仪说：“药品不良反应是使用药品固有的风险。任何药品都可能发生不良反应，即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这主要是由于医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和用药人之间个体差异造成的。合格药品引发的不良反应，究竟是医院、药厂、药商、还是患者自己为此承担风险，目前法律并无明文规定。而药品出现不良反应给患者造成的损失，该由谁来赔偿成了难题。”

2008年在全国两会上，王启仪提交了《关于建立强制性药害赔偿基金的建议》。她认为：“在我国药害救济补偿机制尚属空白，在公众用药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应尽快建立强制性的药品受害者赔偿救济基金制度。这样，当发生药害事件时，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从赔偿救济基金中先行给予赔偿，缓解患者的‘燃眉之急’，这远比患者通过漫长的司法途径向药品生产企业索赔显得人性化，也可避免大量社会矛盾的产生。”

而医疗纠纷是另一个存在医患之间的大难题。王启仪说：虽然2002年我国曾经颁布过《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医疗事故处理的三条途径：一是医患双方共同协商解决；二是卫生行政机关调解解决，三是法律诉讼。但六年多的实践证明，这三条途径均不能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

如何公平公正地解决医疗纠纷？王启仪说：“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我提交了《关于建立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建议》：建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医疗纠纷出现后，不能由医患双方直接对话，必须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调解委员会应是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之外、受司法行政机关领导的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要保证医疗纠纷调解的公益性，对申请调解者不收取费用，其运作经费由政府财政及“医责险”承担等。”而在2010年3月19日全省医政工作暨医院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广东省今年将推广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王启仪：“这提案不是我一人提出的，很多委员也提出过，但作为其中提案的一员，我感到很高兴。”

作者：2010-03-28

（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