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非常规手段，两规、两指与现实的法律、法规的运行难免会发生冲突。比如广州市一国企总经理双规期间被选为人大代表，某官员上午在人代会上作报告，下午被双规。怎样处理双规措施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由政策而法规，由法规而法律，是解决两规与现行的法律冲突的正确途径。这方面香港的成功做法可资借鉴。

1971年港英政府颁布了全新的《防止贿赂法案》，该法案扩大了犯罪概念的范畴和惩治范围，加重了刑罚。1974年2月，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到1977年10月，廉署在反贪污行动中逮捕了260名警官，引起警务人员强烈不满，数千警务人员游行示威，廉署总部遭到袭击。在此压力下，总督颁布了部分特赦令，要求廉署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这种让步反而助长了部分警察的嚣张气焰，甚至提出解散廉署。总督不得不召开立法局紧急会议，通过了《警务条例》修正案，规定任何警官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即被开除，并不许上诉。当年的港英总督用法制手段平息警廉冲突的做法，应该为今天我们规范两规、两指所参照。香港廉署依法对公务员的生活及消费水平调查，高于官职收入水平而不能做出合法解释的，即可立案调查。而我们目前在这方面立法还比较欠缺。

两规期间被选为人大代表的情况，一方面说明两规不限制其政治权利的享有；另一方面，也说明办案单位与组织部门联系的渠道不够顺畅，舆论监督不到位，才使他的问题不为群众所知，因而当选人大代表。至于某官员上午在人代会上作报告，下午被两规，则说明两规的使用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在批准前某官员的行动没有丝毫受限。从某种意义上讲，两规、两指是对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体制拾遗补缺的过渡办法，需要逐步法制化。

12年来，如果不是坚决而大胆地行使两规、两指措施，一些严重腐败案件很难突破，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也很难增强。两规、两指措施，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产生的负作用，现阶段明显低于正作用。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评价两规、两指措施，当以利一而害百，君子不趋其利；害一而利百，君子不辞共害为借鉴。切忌以偏概全，感情用事；切忌臆想当然，超越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