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实施的贪污、受贿等侵犯国家廉政建设制度，以及与贪污、受贿犯罪密切相关的侵犯职务廉洁性的行为。

一、犯罪主、客体的复杂化、多元化，法人犯罪增多。

在经济体制转规时期，所有制结构由过去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结构、同时出现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相渗透的股份制企业和联合体。从而使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出现复杂化、多元化。同时，随着承包、租赁、股份、联营、中外合资等经营企业的出现，企业内部结构和从事公务的人员身份逐步复杂化和多元化，使得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后，各种性质的企业法人大量出现，由于规范这些法人组织的机构欠缺和不完善，以及人们对传统观念上对法人犯罪的漠视，法人受追求利欲的驱使，进行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现象便大量出现。例如，以设立小金库集体私分等进行贪污;为推销产品或购买原材料而进行单位间的行贿、受贿等。

二、犯罪动机多为挥霍享受性和营利性，查处的大案、要案明显增多。

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直接目的是追逐金钱。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的负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人们对金钱的追求，经济转规时期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客观存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别明显扩大，客观上刺激了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分之的金钱欲望。犯罪的动机已不再是生活必需性，而是向挥霍性和营利性转化，犯罪所得主要用于吃、喝、嫖、赌等生活挥霍，旅游以及经商营利。挥霍和营利没有止境，犯罪行为则没有止境，犯罪亦愈加贪婪，金额亦越来越大。一些领导干部也经不起诱惑，丧失党性、原则，大肆实施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不但金额愈来愈大，而且职务也愈来愈高。从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处的案件来看，在新的两法实施以前的五年里，查处县级以上干部四千余人，省部级以上干部七人，两法实施以后直到二00二年底的五年多时间里，查处县级以上干部一万两千余人，省部级以上干部二十二人，涨幅均在百分之三百以上，不能不引起重视。

三、犯罪的窝案、串案增多。

由于贪污贿赂犯罪主体、客体的多元化，行为方式的复杂化，犯罪动机的贪利性，使犯罪出现相互交织的网络。其表现，一是官办经济实体进入市场，权钱结合，钱权交易，出现贪、贿、挪等经济犯罪交错并行的状况;二是计划、税收、信贷等职能部门以办第三产业之名，直接间接参与商品生产和流通，同时，企业承包、租赁、合作经营等外部条件的复杂化，都为经济犯罪的交错并存创造了条件。窝案、串案增多，犯罪形式有个体犯罪向群体犯罪发展。

四、权力与金钱交易，经济行为与权利行为相结合。

利用手中的权利换取金钱和商品，中饱私囊，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在经济运行中，贿赂和经济行为结合在一起，成为生产、流通过程得以完成的必要润滑剂。在商品交换中，以前是求方向供方行贿的顺向行为，现在则是出现供方向求方行贿的逆向行为，以及供求双方相互行贿的双向行为。

五、犯罪的手段日益复杂化、智能化，犯罪活动更具隐蔽性。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特别是贿赂案件，多采用一对一的单线联系，暗中进出，钱的出处名目繁多，不留字据，钻现行政策的空子，给贪污贿赂犯罪披上合法的外衣;内外勾结、互相利用，如向个体户提供紧缺商品，为其非法经营大开绿灯，从中索贿、受贿;或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将公款挪借;或合伙经营，坐地分赃;或接受财物时，让其家属出面，自己有意避开，案发后假装不知;或事先订立攻守同盟，设好路障，以防不测;也有的犯罪分子则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贪污活动，使犯罪活动向智能化发展，本来就难以查处的犯罪活动更加隐蔽，犯罪分子隐藏更深，从而增加了政法机关查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