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诉权是指股东基于股东权被侵害而享有的提起诉讼的权利。我国《公司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规定：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是我国公司法的宗旨和目标。然而现实中，股东合法权益因董事们滥用公司内部权利而遭受侵害却诉说无门的事件越来越多，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为什么会诉说无门呢?究其主要原因在于现有法律规定失范。

与股东诉权相关的法律规定只有《公司法》第63条和第111条。第63条规定：董事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看似对董事责任的规定，但实际上它既没有界定追究责任的主体，也没有规定追究董事、监事、经理责任的程序，尤其是没有明确规定在上述人员拒不承担赔偿责任时可以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请求法院责令其履行赔偿责任。如果依条文中给公司造成损害的之文意，最多只能是赋予了公司诉权，而并未赋予股东诉权。《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这是我国立法对股东诉权的唯一直接规定，但该规定同样不彻底和缺乏可操作性。首先表现在条文以董事会的决议违法为要件，但如果董事会的决议形式上没有违法，而实质上是董事长单独拍板决定的呢?这将使股东对董事会行使诉权困难重重。其次，条文以决议侵犯股东利益为要件，但事实上董事会的决议往往损害的是公司利益而很难认定其直接损害了股东利益。最后，该条规定也只是赋予股东要求董事会停止违法行为的权利，而并未赋予股东要求董事会承担赔偿责任的权利，更不必奢谈要求董事对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以上分析，法律虽然笼统地规定了股东诉权，但并没有真正赋予股东对董事会的直接诉权，更毋论股东对董事的直接民事求偿权。此乃股东诉权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有人提出股东可以考虑直接将公司列为被告，然后再由公司追究有关董事的民事赔偿责任。但是，股东直接告公司仍于法无据。公司告董事尽管可依据《公司法》第63条，但如前所述，该条的规定含糊暧昧，严重缺乏可诉性。更何况我们如何期待把持着公司决策权的董事或大股东做出向他们自己提起诉讼的决定;如果他们并不是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力，受到损害的小股东如何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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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公司法中股东知情权行使范围的法律界定

股东在什么范围内享有知情权是各国公司法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其权利边界究竟应止于何处，各国规定未尽一致，我国公司法修改前后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修改前的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制度中规定了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而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问题则被规定在“股东大会”制度中。根据旧公司法，有限责任能够行使知情权的范围主要体现为“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则仅限于“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可见，立法者将公司知情权的行使限定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之内。

新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行使范围的界定有所变化。

首先，法律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知情权行使范围的规定，被置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制度中，使得立法对相同问题的处理在规范模式上保持了一致性。

其次，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被做了大大地拓展。与旧公司法相比较，新公司法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放宽到“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公司的会计账簿；而股份有限公司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则扩张到“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这种制度上的变迁，使得公司股东获得了更为广泛地了解公司经营信息的机会和渠道，有助于股东更切实地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有效地加强对公司事务的监督。

再次，在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查阅上列各种公司文件的同时，还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这一制度更新，十分有利于克服仅仅允许股东查阅相关文件所带来的诸如：不能更全面、准确地了解、掌握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弊端，从而为股东行使知情权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综观该制度的整体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了法律的尊重和承认。